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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俊琏《从<史记>到<人物志>》出版

目录

论《史记》的悲剧性/1

一、视死如归，浩气长存：英雄末路的悲剧

二、沉重苦涩的人生之旅——《史记》中的凡人悲剧

三、司马迁时期：中国文化的大转折时代

四、司马迁的悲剧心理

秦的统一与司马迁对秦的态度/55

谈司马迁为李陵辩护/67

封禅考/76

司马相如“买官”“劫色”“劫财”辨正/87

《汉志·诗赋略》“赋”分四家说/99

《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120

《汉书·艺文志》“杂赋”考/133

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146

早期史学家创作人物传记的一种取材方法 /159

《柏梁台诗》再考证/179

《人物志》及其作者/190

一、刘邵的生平和著述

二、刘昞的生平和著述

三、《人物志》的版本源流和学术影响

四、《人物志》一书的名家性质

《人物志》的主要内容和人才理论 /226

一、《人物志》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框架

二、《人物志》的总纲《九征篇》论析

《人物志》人才学说的来源 /243

一、《人物志》与《虞书》“九德”之说

二、《人物志》与孔子的人才学说

三、刘邵对《文王官人》人才鉴识理论的借鉴

《人物志》产生的文化背景/259

一、汉末“清议”与魏晋时期的人才品评

二、三国统治者知人用人的实践和理论

后记/284

后记

本书收录了我从1987年到2022年撰写的15篇文章，时间跨度35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研究《史记》和汉代文化，第二类集中研究《人物志》。文章全部印出来了，白纸黑字，昭然在目，毋庸我多言。我只想说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我的导师郭晋稀先生。

第一篇《论〈史记〉的悲剧性》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于1987年秋到1988年春。去年疫情防控严峻，在家翻腾旧稿，竟然没有遗失，于是敝帚自珍，发箧重新输入电脑。1985年9月到1988年7月，我结束了四年中学教师生涯，跟着郭晋稀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当时先生已年过古稀，还为我们开设了《诗经研究》《汉赋研究》《史记研究》《说文研究》《音韵学》等课程。先生上课，总是提前十多分钟到教室，擦干净黑板，在讲台上来回踱步，左手端着一杯清茶，右手同时拿着香烟和粉笔，酝酿情感。上课铃一响，先生即进入情境。在烟雾环绕中，先生沉浸在《诗经·黍离》的故国之思中，低佪吟诵；而当讲到大雅《荡》等诗篇时，面对统治者暴虐、荒淫、昏愦造成民怨沸腾，内忧外困，国势将倾的局面，又神情激动，慷慨愤发，似乎和古圣《诗》人心灵沟通。这个时候，先生总是抬头仰望天花板，顺手擦着了火柴，当发现自己嘴唇上衔着的是粉笔时，又一下回到了现实，抿一口茶，在讲台上来回踱步。先生讲音韵学，依据曾运乾的学说，讲的内容，都要抄到黑板上。先生个子不高，写黑板要站在板凳上抄上面几行，抄满后进行讲解，讲完后擦掉又重新抄写，如此反复。一节课可能要抄写四五板，四节课结束，先生从头发到衣服，全部被粉笔灰覆盖。回到家门口，师母总是出来，手里拿着笤帚给先生扫粉笔灰。

晚饭后闲暇时，我经常去先生家聊天。先生聊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师杨树达，曾运乾，钱基博，钟泰等。我的日记中粗略记录了先生的大意，后来结合一些史料，我更感到上一代学人在特殊年代的师生风谊。

郭先生喜欢《说文》，受杨树达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写一些讨论字形字义的札记，请杨先生指导。杨先生对此很是欣赏，《积微居小学述林》中曾多次引用了郭先生对一些字的解说，并称道“殊有见地”“亦深具妙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杨树达日记》1941年8月24日，曾记载了他对郭先生《释》一文的评价：此字字形为“人以一手持丝，一手持互以收丝，丝为易纷乱之物，以互收之，则治理。故训治、训理也。此字因生触发，竟将形义说到密合无间，盛水不漏，郭生可谓能起予助我者矣”。《日记》中还记录了郭先生呈杨先生的一首七古，杨先生认为诗亦甚佳，可惜的是《日记》只记录了开头和结尾部分：

长沙夫子积微翁，一生终老百城中。

说字真堪匡洨长，万流钻仰竞朝宗。

结语云：

吾家本是景纯后，先辈差能识科斗。

顽铁终惭百炼金，陶镕幸遇干将手。

含情脉脉告同门，效颦莫讶东家丑。

在《积微翁回忆录》中，杨树达还录有赠送郭先生的两首绝诗：

我未识奇劳载酒，喜君妙解独通神。

殷勤记取荒山夜，风雨挑灯坐到晨。

识奇我愧汉杨雄，妙解君真嗣景纯。

绝代方言劳作注，两家术业本无分。

杨树达用晋代郭璞（字景纯）给汉杨雄的《方言》作注的事，既述说他和郭先生息息相通的师生关系，又称道其训诂功力。

在国立师范学院，郭先生听钟泰先生讲《庄子》，钟先生敢于怀疑传统说法，给郭先生以极大影响。比如，司马迁作《史记》，以老子庄子并称，至刘向、刘歆及班固《汉志》，遂以《庄子》入道家。钟先生认为，庄子本为儒家，《人间世》讲颜回“坐忘”“心斋”之说，则庄子之学，实渊源于孔子，而尤其于孔门颜子之学为独契。郭先生后来著有《庄子要极》，以儒道调和的立场讨论《庄子》内篇，认为《庄子》中的很多地方，体现了与孔子的一致性，明显受到老师的影响。郭先生是急性之人，处事容易激动，所以钟泰先生说：“你的性子有些急躁，容易轻率。我给你取字为‘君重’吧，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你能在‘重’字上下功夫，就一生受用不尽了。”郭先生一生一直记着钟先生的教诲，虽然他见到社会上不公平的事，还是容易激动，甚至见义勇为，但先生自己说，激动之时，总能记起钟师的严肃叮嘱。

钱基博先生严肃威重，对学生的古文写作要求极严格。郭先生说，他的同学石声淮，因为古文写得好，深受钱先生的喜欢。当女儿钱钟霞从上海来湘西探望父亲时，钱先生当即决定让女儿嫁给石先生。但师母及兄长钱钟书皆不同意，虽然父亲钱基博的话是一言九鼎，但石声淮先生一段时间也非常痛苦。大约是1941年秋，在国立师范学院（时在蓝田）读书的石声淮给转学到湖南大学（时在湘西辰溪）读书的郭晋稀寄来的一张五寸的大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古风：

石生石生亦足自豪哉，苍天赋以如此奇形骸。心胸磊落中有千丈万丈之傲气，枯肠芒角待贮一斗半斗之诗才。身长七尺面尺五，鬓发蓬松须满腮。暴牙露齿还零落，左眼半瞎右眼开，仿佛刚从饿鬼地狱放出来。瘦骨棱棱如枯柴，科头赤足上长街，见者辟易心胆摧。岂唯面目惹人憎，语言无味更教与世乖。见人口强舌本木，一语不发如痴騃。但逢谈锋一发不可遏，也能倾河倒海善诙谐。不达人情无忌讳，牛鬼蛇神于我如尘埃。有时登山攀危崖，临风放歌抒沈哀。亭云失色星斗落，长江倒流山岳聩。苍天苍天汝既予我以此不全之形相，胡为使我成此不堪之弃材。今我思欲乘风游九垓，更上帝阙与瑶台。无教七尺之躯成无用，到头空自没蒿莱。

这首古风感情起伏激荡，才思放逸，语次奇崛，奇怨之中显示着作者的本真。郭晋稀先生把这张照片一直保存在身边，“文革”也躲过了浩劫，成为石先生留存下来的唯一一首诗。

对郭先生影响最深的是曾运乾先生。在湖南大学，郭先生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曾先生家读书。据郭先生说，他刚到湖南大学时，中文系的教师和学生人数大致相当，都是20多位。曾先生学问扎实，上自诸经子史，下至声韵训诂天文历象乐律及传统数理，无所不通，而尤精于音韵之学。早年在东北大学讲授音韵训诂之学，傲视群雄的黄侃曾到东北大学，当看了曾运乾喻母古读的论文，击节感慨者三，对他的学生陆宗达说，我的古声十九纽一定要补进曾运乾的说法。罗常培著《音韵学》，称赞曾运乾为清代钱大昕后明于声纽之学的第一人。1930年代初，代理中央大学校长的著名地学家李四光，曾专程到中山大学，向曾运乾请教古天文历法之学。曾先生自从家里失火，诗书变为灰烬后，再不刻意购书，他为人率性，不轻于著述。凡上课，皆借学生的书，在其上密批详注，教课完毕，归还学生。所以他生前著作出版很少。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尚书正读》，一时学界顾颉刚、姜亮夫、金克木等先生极力称赞。郭先生对曾先生最为敬重，有深厚的情谊，为我讲曾先生的佚事最多。多次吟诵曾先生为他书写的条幅：“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明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这段话出自《荀子》，是曾先生为人治学的基本准则，杨树达先生《曾星笠传》评价曾氏治学思想和方法与此相同：“其治学也，学以济其思，思以助其学，谨而不拘，达而有节，故其说经不泥守家法，平视汉宋，惟以声音训诂辞气推求古人立言真意之所在。”这种治学思想和方法对郭先生影响很大，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总是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百代长河，探讨其价值和意见。比如，郭先生认为杜甫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杜甫之后，在创作实践中，力图超今迈古者有两次：一次是元和至长庆，白居易提出“歌诗合为事而作”，从平易的道路来超越杜甫；韩愈倡言高酌天浆，幽拔鲸牙，从险怪的道路求胜古人。虽未能取彼而代之，在诗史上都是有贡献的。另一次是庆历到元祐，苏东坡主张如“行云流水”，又如“万斛泉源”“姿态横生”，以才学取胜；黄山谷强调“无一字无来处”，能“脱胎换骨，点铁成金”，以功力见长。他们比韩白的影响更大，风靡一世，于唐诗之外，开后人所谓“宋诗”。所以，郭先生不同意一些流行文学史论著对韩、白、苏、黄的论述。因而写了《白居易论》《韩愈新论》《黄山谷新论》等论文，对中国诗史上的关键作家和重大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他研究严羽的《沧浪诗话》，认为《诗辨》中提出的“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关键问题，围绕这几个问题，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诗论的发展，由探讨《诗辨》进而拓展成为一部从创作理论角度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论著。其研究方法，明显受曾运乾的影响。郭先生对曾运乾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路体会最深，对曾先生也最有感情。他对我说，要给老师每人写一篇纪念文章，先后写成了《回忆遇夫师》《回忆钟钟山师》《纪念钱子泉师诞辰百周年》《读骆鸿凯师〈语源〉所想到的》等文章，但酝酿时间最长，最想写的纪念曾运乾先生的文章最终没能写出来。1998年5月，病榻上的郭师还时常流露他的万分遗憾。

郭先生对我是爱护有加。研究生复试，先生只问我一个问题，读过《说文》段注吗？我说只读过第一篇，只懂其中一点点。先生又问：段玉裁《说文注》后面附录什么篇目？因为我春节后正好翻阅过段注《说文》，就顺口说出《六书音均表》，结果先生大喜，以为我读过段注。我当时是跟着先生授课读书，先生讲《诗经研究》，自编讲义，并亲自刻蜡版印制，我就读《诗经》，以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为主。先生讲《史记》，依据曾运乾先生的《史记概要》，我就读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三家注，因以前读过几遍王伯祥的《史记选》，所以读得比较快。先生讲汉赋，依据李善注《文选》，我就读《文选》。先生讲音韵学，依据曾运乾先生的讲义，我们按先生的要求，填写《广韵五声五十一纽谱》。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要准备写论文了，当时没有开题的形式，因为之前读过两遍《史记》，还读过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当时我很喜欢李先生这种天马行空、行云流水式的论著，于是就决定写《史记》。当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写，上世纪80年代，学术青年读荣格、叔本华、尼采、罗丹、金枝、勃兰兑斯等成为一种风气，我也跟着读这些书，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于是就把题目确定为《论〈史记〉的悲剧性》。郭老师也不说什么。没有想到，论文写成以后，先生很是赞赏。他为我写的评语是：

伏俊琏的《论史记的悲剧性》是一篇开拓性的有独创新意的优秀论文。他娴熟地运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以及古代文论来分析《史记》人物传记的悲剧意义。第一部分主要放在发掘项羽、肖何、万石君、李斯等人物身上有价值的东西上，放在司马迁对他们同情心产生的根源考察上。以为以《项羽本纪》为代表的英雄悲剧，是以崇高、伟岸为其价值特征的；以《肖相国世家》、《万石君列传》为代表的是含有喜剧成份的生活悲剧；以《李斯列传》为代表的是表现灵魂深处矛盾痛苦的心灵悲剧。司马迁认为人类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利欲”。论文以流畅的笔墨、带沉郁的情感来分析议论，既有充足的理论说服力，又有高度的文学感染力。第二部分论述《史记》悲剧产生的原因，虽有个别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论文笔力明快，论证周详，亦能使读者信服。作者理论水平既高，文辞又美，已经具有很高的研究能力。是一篇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优异硕士论文。

外审专家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韩兆琦先生，韩先生对我的论文也充分肯定，他来信说，他把我的论文推荐给北师大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做参考，并让我参加当年秋天在西安召开的《史记》学术研讨会。1988年6月举行答辩会，马积高（1925-2001）、王拾遗(1917-2007)、郑文（1910－2006）、匡扶（1911-1996）、李鼎文（1919-2014）、王福成（1936-）、胡大浚（1937-）等先生与郭师一起组成答辩组。答辩组组长马积高先生的评语是：

这是一篇很有才气的学术论文，作者所论虽仅为《史记》的悲剧性，但是涉及了广泛的历史背景和众多的理论问题。作者比较娴熟地把近现代中外有关的哲学、心理学、文艺学、历史学的理论融合起来，用以分析《史记》的悲剧性和司马迁的悲剧观，及其产生形成的原因，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创之见。我并不认为，作者的看法都是无可争议的，如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和某些汉大赋的悲剧性的分析即尚可商榷；着重从文化思想的积绽来探讨《史记》的悲剧性而对比较忽视其现实的原因（汉武帝时期，汉帝国的声威达到极点，同时内部又酝酿着深刻的危机），似亦未能充分显示司马迁与贾谊等的异同。但作者的诸多分析确实是相当精辟的，如对萧何、曹参、李陵、万石君、李广利等的悲剧分析，对司马迁认为人类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利欲”的分析即其例。就是那些可以争议之处，在论述中，也显示出作者视野开阔，笔锋恣肆，具有务于探索的精神和才力。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我认为应属上品。

王拾遗先生的评语：

《论<史记>的悲剧性》一文，是一篇开拓性的文章。作者对《史记》悲愤性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创见。本文以司马迁的世界观及其悲剧心理为依据，阐明《史记》悲剧性的形成，是合理的。历史，是科学，所记载的史实，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司马迁在撰写每个人物的经历时，大都运用了艺术加工，并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从而形成了《史记》的悲剧性。

司马迁写《史记》，是根据传说的故实，互用了想像虚构等艺术手法，进行了再创造。就在再创造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同情或憎恶，从而显示了自己的史学观点。故而可知，本文对《史记》悲剧性的论证方法是正确的，科学的。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较强，语言流畅优美，引用的资料娴熟准确，反映出作者对《史记》的研究，功力较深。

答辩组的先生，除王福成、胡大浚两位先生健在外，其他均已作古。此次整理旧稿，到档案馆翻阅诸位先生的评语原稿，手泽体温依稀尚存，先生答辩时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睹物思人，令人潸然！看着郭老师、马老师、王老师熟悉的笔迹，读着郭师因为偏爱而过誉的评语，真令我汗颜不已。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这篇论文仅仅是一种读书感受。后来我想，先生们之所以对此论题多有感慨，主要是经过十年浩劫，学者们对多年来人的价值被践踏、人的尊严被侮辱有深切的体会，与悲剧人物容易产生心灵共鸣。

郭晋稀先生逝世整整25周年了，他是1998年7月29日离开人世的。现在回想起来，还如同前几天一样真切。25年来，我经常翻阅老师的著作，经常凝视他老人家给我写的条幅，我也曾经写过一些纪念文字。世事茫茫，生者碌碌，没有想到在不能忘却的思念和追怀中，时间照样是过得这样的快。先生去世后，师母张士昉教授及先师哲嗣郭令原教授编辑的《郭晋稀纪念文集》出版了。其中收录了许多学者名流、恩师的好友、门徒撰写的纪念文章。文章赞颂他的文章道德，讲述他留在人间的遗爱。这本书常放在我的书桌上，有时间就翻几页。有些文章读过了好几遍，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它们让我一次次重新沐浴在老师那阳光般温暖、明朗的人格光辉中。我发现，虽然他那样的爱护我，我也曾经13年间追随他、陪伴他，但是我对于他仍然是懂得很少很少。

人的从生到死，实在只在片刻之间。造化让人来就要来，让人走就要走。陶渊明曾说“达人解其会”，所解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奥义呢？恩师是怎样想呢？郭先生生命的最后四十多天不能说话，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紧握我的手，或拍我的脸，口虽不能言，而眼睛却分外有神。我当时就想到了他老人家讲授过的《庄子》中的一句话：“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从来崇拜庄子，崇拜陶公的他，是不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目击而道存”，“解其会”了呢？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德高望重的程毅中先生，先生在94岁高龄为拙著题写书名。世上由来仁者寿，期颐还望笑春风。祝愿先生健康快乐！

2023年6月10日

伏俊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