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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使臻：敦煌所出北宋归义军节度使官告档案解读

本文原载： 西华师范大学中华档案文献研究院编《地方档案与社会治理》第二辑，巴蜀书社，2023年，第3-9页。

作者简介：王使臻，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档案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敦煌所出五代宋初孔目官档案整理”（DAWXB1904）

摘 要：法藏敦煌文献P.3438V是一卷由四件文书粘连保存后存档于宋代沙州官府的历史档案，它与北宋朝廷授予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官告有关。本文认为它书写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年，980年）十二月四日和六日，后来被当作重要的官府档案被孔目官杨洞芊封存于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年，981年）三月。此件档案案卷反映了宋朝中央朝廷在正式授予沙州地方长官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官告之后，还专门派出了沙州官告使王鼎使团前往沙州授予曹延禄官告的历史事实，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历史档案；曹延禄；敦煌文献

一、 档案的基本情况

目前收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献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启状》，是一卷与北宋中央朝廷经营敦煌地区有关的重要历史档案案卷。但由于档案案卷的前部有残缺，导致学术界对其具体的年代判断与历史文献价值的认识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该档案案卷现存由四件书状粘连而成一个长卷子的形制而保存，如下所示（见图1）。

（前缺）

本自知器狭（下缺）

琼醪。盖以蔡腹草肠不称

中山之酎。今则见拘□蓆犹未

醒醒，强起扶持罄写丹诚于赤

素，其于感佩冈尽铺舒。谨修状

启

闻，代伸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十二月六日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郞、试大理评事王  鼎 状

---------------------------------------------（纸缝）

鼎启：早者出于非次，辄贡刍荛

只希

钧慈详鉴，岂敢忘于

霑救。今则伏蒙

太保逈开    府库，特惠

琼瑶，睹美玉而如窥秋月，视润

色而室内生光。谅兹皎洁实谓

国珍。辞让既以不敢，即当捧当而合

懼。寻依

台旨□（跪）授讫。谨修状启

闻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十二月六日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郞、试大理评事王  鼎 状

---------------------------------------------（纸缝）

鼎启：自违

钧念，早换月华，空积

攀缘。莫谐卑抱，今则叠劳

翰诲，令再赴

筵兼从打颙，倍增欣惬。来日守门

趋赴

台階。谨修状启

闻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十二月四日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郞、试大理评事王  鼎 状

---------------------------------------------（纸缝）

鼎启：昨日伏蒙

支借打颙  玉一团，当时于

郊外分付    客都宋仆射

讫。谨修状启

闻陈

谢。伏惟

照察。谨状。

    十二月六日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郞、试大理评事王  鼎 状①

图1：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启状》后部

如上图文所示，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一共有四件，第一件前部略有缺损，后三件保存完好。每件书札之间互相粘连，纸缝清晰可辨，可以从书写时间上推断，原本四件书札都是各自独立的，是后人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将它们粘连到了一起。根据四件启状的书写特征，肯定是书札原件，且是经过了传递之后的实用书状，是某年十二月四日和十二月六日从中原朝廷前来到沙州（今甘肃敦煌）授予敦煌地方长官官告、国信的使臣王鼎上给敦煌地方长官某位“太保”的。这四件启状在上给归义军节度使太保之后，作为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档案，曾被地方官府精心地将四件启文粘连成一个长卷保护起来，且在背面卷首处题署“辛巳年三月封”（见图2），表明这个档案案卷应当是敦煌地方政府内封存的重要的历史档案，可知其最初原被卷成一个长卷后封缄保存，见此件档案案卷实物，可以对北宋时期官方档案保存制度有感性认识。

图2：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启状》背面卷首的封题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太保启状》四件中某一件启状的封皮纸在其它敦煌文献中也被发现了，它就是被保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编号为BD09522V的封皮纸。这件原书札封皮纸的发现，证实了笔者在前文中所论四件书札原本各自独立、分别送达的推论是正确的。笔者对BD09522V封皮纸进行了封缄复原，复原后的封题写作“沙州官告国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评事王鼎状谨封”（见图3），无论发信人的官衔、姓名，还是书法笔迹，BD09522V和P.3438V二者均高度符合，都是由同一人（王鼎）所写。

图3：BD09522V直封皮纸原貌（左）及复原后的封题内容及笔迹（右）

以上文书书写特征证实BD09522V直封皮纸正是P.3438V四件启状中的某一件启状的封皮纸，二者原本是一套，后来却被人为分隔开来，将四件启状粘贴为档案长卷保存，封皮纸却被废弃，又被重新利用，在其背面抄写了《礼记》的目录。粘连并封存这个档案长卷的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心腹孔目官杨洞芊。文献资料证实，地方官府内的孔目官除了亲自起草、稽核公文之外，使府外文书的接受、开拆、保管，也是孔目官的日常基本职责。如《八琼室金石补正》卷 80《乾亭寺钟款》题名中有“读示孔目官钟全交”、“表奏孔目官费沆”。《唐韦君靖碑》中刻有厅头开拆书状孔目官、书状孔目官、开拆孔目官等名目②，证实唐宋地方藩镇内有主管使府外书状文书开拆、读示的孔目官。所以，王鼎的启状，先被上司孔目官杨洞芊所接受、开拆，向节度使曹延禄读示之后，再粘连成档案、盖章封缄保存。

综观整个案卷的内外部写本特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三点重要认识：第一，四件书札之间互相粘连，纸缝清晰可辨，可以从书写时间上推断，原本四件书札都是各自独立的，是后人出于某种特殊的目的将它们粘连到了一起。第二，作为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文书，此案卷曾被敦煌地方官府精心地将四件书札粘连成一个长卷子保护起来，且在背面卷首处题署“辛巳年三月封”和盖印章封缄，表明这个卷子应当是敦煌地方政府内封存的重要的历史档案。第三，由于保存于官府中的档案都有一定的时间期限，当档案过了一定的保存期限之后，这个档案案卷后来被敦煌地方官府废弃了。但是由于当时纸张的有用性，废弃的档案作为废纸其背面的空白处被重新书写使用。使用它的人用此卷背面来抄写《大般涅槃经》中的难字音义，从书法遒劲工整来看，与敦煌文献中一般学士郎的书迹不同，经与979-996年任归义军上司孔目官杨洞芊的书迹来对比，确证是杨洞芊所使用。

二、 档案案卷的研究价值

从前文所述，我们可以推断这件档案案卷正面启状的书写时间：某年的十二月，应当是背面封题标志“辛巳年三月封”之前的“庚辰年十二月”。通过唐宋敦煌地方史的研究常识，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出背面题署的“辛巳年三月”有可能是宋太平兴国六年（981）、五代后梁龙德元年（921）、唐咸通二年（861）中的某一年。

根据学界对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年代的研究成果③，唐代咸通二年时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尚无“太保”称号，当其死后（咸通十三年，872）才被追赠为太保；后梁龙德元年时归义军节度使曹仁贵（议金）称尚书、仆射，也无太保称号，因此都可以排除。只有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获得宋太宗制授归义军节度使时，可以称太保，与史实最为相符。传世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辛未日，归义军进贡使臣经过了约十一个月的跋涉到达宋廷东京汴梁（开封）。这在出土的敦煌文献里也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中记载“至今年闰三月七日，平善与天使司空一行到东京”，李正宇先生据唐宋时期的置闰特征，推断“闰三月”即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恰恰与正史资料记载的归义军使人于本年闰三月辛未（二十八日）入朝纳贡非常契合④。于是，在980年四月，宋廷制授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在《宋会要·蕃夷志》中明确记录曹延禄的检校官衔为“太保”：“制：权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县[开国]男曹延禄，可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⑤在980年四月，宋朝中央授予敦煌地方长官曹延禄“检校太保”之后，还专门派出了沙州官告使王鼎，携带朝廷官告及信物与归义军使团一同返回敦煌，当北宋中央的使团于980年十二月终于来到了敦煌，在授予敦煌地方长官官告时，敦煌地方长官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于是就在敦煌文书档案中留下了印迹。

根据以上史料的验证，证明宋代档案案卷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书写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年，980）十二月四日和六日。为什么980年四月宋朝在开封授予沙州官告，到了本年十二月才到达沙州呢？这是因为宋京师汴京距离沙州路途遥远，敦煌与开封之间相距 5000里 （数据见唐《通典》及《元和郡县志》），李正宇先生按唐代法定驿马行程每日70里计算，推算出从开封到敦煌需要每日不停地连续走 7 2 天 （将近两个半月），往返一次需时144天⑥。而据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所载，980年六月二十一日时敦煌归义军使团还在汴京未返回沙州。因此，大约在980年七月之后，宋朝派出的官告、国信判官王鼎等中原使团大约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在庚辰年（980）十二月初抵达沙州。王鼎使团到达沙州后受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酒宴招待（第一件、第三件），并赐予美玉作为礼物（第二件）。第二件启状是王鼎在收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于宋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六日所赏赐的美玉之后，给曹延禄所上的陈谢启状，第四件则是归还美玉上给曹延禄的启状。

根据以上史料的验证，证明宋代档案案卷P.3438V《沙州官告国信判官王鼎上归义军节度使太保启状》书写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庚辰年，980）十二月四日和六日。为什么980年四月宋朝在开封授予沙州官告，到了本年十二月才到达沙州呢？这是因为宋京师汴京距离沙州路途遥远，敦煌与开封之间相距 5000里 （数据见唐《通典》及《元和郡县志》），李正宇先生按唐代法定驿马行程每日70里计算，推算出从开封到敦煌需要每日不停地连续走 7 2 天 （将近两个半月），往返一次需时144天⑥。而据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二娘子家书》所载，980年六月二十一日时敦煌归义军使团还在汴京未返回沙州。因此，大约在980年七月之后，宋朝派出的官告、国信判官王鼎等中原使团大约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才在庚辰年（980）十二月初抵达沙州。王鼎使团到达沙州后受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的酒宴招待（第一件、第三件），并赐予美玉作为礼物（第二件）。第二件启状是王鼎在收到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于宋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六日所赏赐的美玉之后，给曹延禄所上的陈谢启状，第四件则是归还美玉上给曹延禄的启状。

整个档案案卷反映了北宋中央朝廷意图经营敦煌地区的有关重要历史事实：敦煌文献显示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四月以后，权知归义军留后曹延禄派出使者携带奏状进贡宋朝，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沙州朝贡使人跟随宋朝使人顺利到达宋廷，四月宋太宗制授曹延禄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官告，980年十二月初，沙州官告、国信使王鼎使团抵达沙州，授曹延禄太保官告及旌节，宋朝铸赐的“归义军节度使之印”也传入沙州，河西走廊内的地方政权朝贡北宋中央政府的道路再次开通。敦煌归义军这次成功的朝贡还促成了西域的于阗政权主动提出和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进行政治联姻，下嫁于阗公主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使沙州与于阗之间结成了更紧密的关系⑦。

本卷档案案卷，对于研究归义军节度孔目官杨洞芊的个人历史也有重要价值。敦煌文书显示，宋太平兴国元年（976）之前，杨洞芊似乎是敦煌官府内的低级书手或是一般孔目。到曹延禄主政敦煌的976年七月之后，杨洞芊被曹延禄任命为节度孔目官（P.3721V（4）感谢状），幕职升迁。他以节度孔目官身份不仅草拟有P.3827《曹延禄奏状》、使牒、使帖等公文，还掌管使府内田地赋税簿计、劳役征发名单、牧群物资的支给、衙内酒纸料物资的支给、屋舍地基的会计、官员军将的轮值名单，以及为节度使主起草祭文、发愿文并掌管节度使主的官印和私印，成为使主曹延禄最为信任的心腹属吏。他还笃信佛教，抄写了一些佛经，雕印了普贤菩萨像，是敦煌藏经洞封闭之前敦煌地方社会上较为活跃的文士。敦煌文书中杨洞芊书写的文书最晚止于宋太宗至道二年丙申岁（996年），在976-996这20年间，孔目官杨洞芊书写的写本却集中在980年前后为最多，这其中是什么原因？将是笔者进一步进行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法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法藏敦煌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册，第206-208页。

②李文才、祁强：《<唐韦君靖碑研究>——兼论晚唐藩镇幕职的阶官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2016年，第155页。

③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0-147页。

④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94页。

⑤[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198《蕃夷五·瓜沙二州》，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8册，第7767页上。

⑥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96页。

⑦王使臻：《曹元忠、曹延禄父子两代与于阗政权的联姻》，《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第27-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