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丨《写本学研究》编委会暨第四届写本学论坛学者发言纪要
开幕式合影
会议纪要
2023年12月16日，“《写本学研究》编委会暨第四届写本学论坛”在西华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西华师范大学社科处主办，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写本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宁波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西华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论坛由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主任伏俊琏教授主持。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黄元全教授、文学院院长邓春琴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分别致辞，热忱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写本学研究》是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联合主办的学术集刊，已经出版了三辑。为了办好这份学术集刊，推动“写本学”作为新兴学科和一种研究范式的发展，本刊编辑部整理了本次学术论坛上专家学者的发言纪要，今按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顺序择要记录如下。
会议致辞
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写本学研究》学术顾问徐俊先生致辞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20年的曲折历程，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发生变化，转型从进行时走向完成时。但敦煌文献研究对转型仍有不适应，敦煌学研究要取得更大的进步，需要更多敦煌学以外的学者加入，而敦煌学研究者自身也要扩大学术视野、更新研究方法，不能封闭地做研究。敦煌文学研究的推进更需要对敦煌文学以外的学问的积累和认识，这是我们真正要突破敦煌文学研究，进入新的境界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写本学是敦煌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的创新，是一种学术立场、学术方法，在研究敦煌写本学个案的同时，可以加大译介西方写本学、书籍史的研究理论与实践，以此来推动中国写本学体系和原理方法的完善。
大会发言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孙书磊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舞台性：戏曲梨园写本的独特形态及其价值》
戏曲梨园写本多为民间演出本，它不仅承载着大量的戏曲声腔、装扮、身段、穿关、乐谱、戏班等珍贵信息，最真实且更多地呈现历史上戏曲舞台表演的状况，立体、完整地呈现戏曲的舞台艺术形制。而且承载着特殊的戏曲传承的舞台信息，尤其能够呈现戏曲在历史上被改编、演出与流传的面貌，体现了戏曲作为民族戏剧艺术所具有的独特形态。
从戏曲传承的可行性角度讲，戏曲梨园写本主要从身段、曲谱、装扮和脚本订录等四个角度为传统戏曲的传承提供资源，并为深入研究戏曲的本体特征提供最原始的文献依据。程砚秋玉霜簃藏梨园旧写本《八义记·观画》、吉林省图书馆藏写本《昆曲工尺谱》之《长生殿·闻铃》、清昇平署写本《送穷》等梨园写本就很能说明问题。
戏曲梨园写本具有实践价值与学术价值。梨园艺人的戏曲写本可从戏曲身段谱、曲谱、舞台装扮和改订等四个方面对当下戏曲传承与发展发挥极为重要的保本固根作用。我们应该加强对戏曲梨园写本的重视和对戏曲写本“非遗”层面价值的发掘。此外，戏曲梨园写本的独特形态，可为戏曲本体问题研究提供最直接的文献依据。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写本学研究》学术顾问王晓平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写本研究、西方写本研究与汉文写本研究》
上世纪90年代第一春,在看到域外精美的彩印敦煌写本之前,压根没有想到我后半生会生活在敦煌写本的阳光下。那时我正在日本文部省直属研究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与来自匈、捷、印、韩等国学者一起，参加日本文学权威学者中西进教授主持的《万叶集》协同研究。我本来是研究《诗经》的，走向日本最古老的和歌总集《万叶集》的研究队伍，已是冒险的出圈了。
然而，敦煌那些写本却在我脑海中无论如何挥之不去。日本至今留下大量的唐纸和纸写本，为我们展开写本与刻本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与和歌总集《万叶集》产生的时代，都相当于我国的中晚唐，那时的写本与敦煌保存的那些写卷在文字上有没有关系，有怎样的关系，就成为我反复思考的问题。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两者不仅有关系，而且有很深的关系。因此，可以借鉴国内外有关敦煌写本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破解日本古典文献研究中的一些难题。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深感敦煌写本文献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呼吸到汉唐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新鲜空气。
日本的写本研究比我国要早。自江户中后期山井鼎使用古写本对七经和《孟子》文字加以考辨和增补以来，直至明治大正时代，关注并积极投入到散逸文献写本的搜集、保护与整理工作的学者甚夥。他们一边著书立说，整理文献，一边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日本写本的重要价值。这些写本，自然成为汉文写本学中有力的一翼。韩国和越南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然而也有丰富的汉文写本资源。将这些点串联起来，铺展开来，就呈现出一个恢弘的汉文写本世界。
写本时期，西方写经生主要书写基督教的经典，日本学僧不仅研修佛教，也有不少人兼学儒书，所以他们在留下大量佛经文献写本的同时，也留下了数量不少的儒家经典写本。从平安时代的明经道、纪传道等学者，到五山时代的学僧的书写活动，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讲学著述，是中国典籍在几百年间传播与接受的推进力量。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历代学人对中国经典在咀嚼消化之后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的言说与阐释。
各国汉文古写本的基础文字是汉字，其基础的核心是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由此也就形成了汉文写本不同于西方写本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多方面的。从书写材料来说，各国纸张、笔墨等有同有异，书写文字中也包括各民族的不同创造。其文化背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也出现多样的风景。
架起一个汉文写本的“自拍杆”，我们运用敦煌写本经验去解决各国写本问题就更全面，借鉴西方写本成果时会更清醒，探讨各国写本的共同性与相异性就更自觉。将域外汉文写本纳入视野，我们期待更多对各国文化比较熟悉或者愿意深入了解的青年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能够精通多国语言而酷爱中国古典的学者当然最容易进来。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写本学研究》学术顾问程章灿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书札文献的“四定”——从写本学视野看书札文献的整理》
写本文献尤其是书札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注意“四定”。所谓“四定”，第一个定，我把它称之为“文定”，就是把书札文献从写本转化为印本，这是一种着眼于文献公布的整理。在整理书札文献时，应该注意由于某种原因而删定的文本，有必要找出原写本进行文本比对，进行原貌恢复。第二个定是“意定”。所谓意定，就是着眼于文本阅读的整理，要确定写信人、收信人、人物、事件等人事信息。第三个定叫做“序定”，是着眼于一通书信的多页顺序之间的排序，以及多封书信的前后顺序之间的排序。此外，“序定”还包括对书信往复关系的确定，这有利于发挥书札文献的群体联动效应。第四个定是“集定”，这是着眼于传承的整理。书札文献的原生存在形态特点是零篇单页，容易散落，将散篇收编成集，可以按照不同逻辑原则来编集，可以编成撰者个人文集、撰者书札集、师友书札集、各种断代书札集、专题书札集等。
上述“四定”贯穿了文献收藏、整理、使用、传承整个过程。我们整理书札文献，应该尊重书札作为写本文献的特性，关注其书迹原貌及其复杂性；也应该尊重书札作为单篇文献的物质特性，关注其流动性与易散佚性；在以“四定”减少其易散佚性的同时，利用写本流动性来实现文本研究的可回溯性与可验证性。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写本学研究》编委萨仁高娃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国图馆藏为“写本学”研究提供材料支撑》
任何学科的成立与发展，都需要丰富而强大的材料支撑，正如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成就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造就了一门显学——“敦煌学”。近年新兴的“写本学”，亦离不开丰厚的写本文献，包括写本时代的文献以及刻本时代依旧延绵保留下来的写本（抄本）。
国家图书馆300万册（件）宏富馆藏中属于写本学范畴的甲骨文、敦煌写本、西域出土的各类写本文献、宋元明清写本（抄本）、石刻拓片、契约文书、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名人手札，还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名人稿本、抄本，以及像《永乐大典》（残）、《四库全书》这样的官修抄本。这些丰富的写本和抄本，可以从书写规制的定型、形制的变化、文献形成经过、底本与正本关系等多个方面研究其学术和文化价值。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在“写本学”研究中不容忽视，无论是敦煌藏经洞发现藏文文献，还是宋（包括西夏）元明时期的写本，均可从写本学角度进行研究，但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认识尚比较浅显，亟待关注和提升。
四川大学俗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委何剑平先生发言
首先，感谢西华师大写本中心以及伏老师的邀请。西华师范大学写本中心的创立和《写本学研究》学术集刊的创办，对敦煌学的研究有一个全方位的刺激。从2014年开始，我和我的几位学生参与项楚先生《敦煌变文全集》的汇校、汇注，从中受益非常多，也从中感觉到写本学的研究非常有用，因为它必须要结合写本的整个正面、背面以及相关文献的梳理，所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在一共有三个刊物，分别是《中国俗文化研究》《新国学》《汉语史研究集刊》。除了《汉语史研究集刊》外，其他两个刊物这么多年没有能够进入C刊，说明是存在不足的，我们没有一个专职人员负责学术集刊，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俗文化研究》主要体现俗文化研究特色的三个方向：俗文学，俗信仰，俗语言。最近又新开设了第四个栏目“风俗及其文化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希望各位学者同仁投稿。刊物今年有了一个变化，根据教育部十四五规划，研究方向发生变化转型，导致刊物内容方面的转型。转型方向：将敦煌学、俗文化、俗语言与东亚如韩国、日本文献结合起来，加强了与韩国中部大学、日本广岛大学的联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稿源，我们最近关注高田时雄主编的《敦煌学研究年报》，挑选一些学术含量比较高的论文，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翻译，同时也让博士生自学日语，在翻译的同时锻炼他们的综合能力。
我们的刊物之前比较保守，是内向型的，对外宣传不够。我今年做的事情就是与几个中心合作，如南大CSSCI中心、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社科院，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影响。目前有一点影响：浙大古籍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他们的博士生往我们刊物投稿很多。这些学校将我们的刊物作为博士生学位认定刊物，遗憾的是川大自己目前还没有认定成功。
我们目前还在做的事情就是俗文化网站建设，还有公众号、微信号的推送，发表俗文化相关内容。目前最大问题是没有专职人员。明年考虑，向学院申请要设定专职的负责人员。总之，我们刊物办了这么多年，坚持一个宗旨，坚持办下去，以学术的质量为上，吸收高质量的稿件。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
《写本学研究》学术顾问郝春文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写本学研究二题》
第一，敦煌的写本分类不仅要关注写本内容，还要关注抄写者的身份和抄写目的，即以写本学的视角来对敦煌写本进行分类。根据这样的认识，敦煌写本可初步分为三类：类似印本时代出版物的写本、具有个体化特征的私人写本、口语化写本。这样的一种分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敦煌写本的性质，对于我们整理和解读写本也有重要意义。
第二，敦煌写本中二次利用的例证有很多，但如果仅从文献学视角观察，就很容易忽略一些写本已被二次利用的情况，只有从写本学的视角，才能全面地认识这类文书。如S.4649，各论著中将其定名为“庚午年破历”“庚午年某寺破历”，但定名者忽略了该件地角处粘的纸条，其上书“中阿含经第二袟。温”。这表明该卷后来又被作为包裹经卷的经袟。又如S.4657，也是类似的情况。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资深教授，
《写本学研究》学术顾问张涌泉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写本文献学教材编纂刍议》
写本相关情况介绍。“写本”指用毛笔及硬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古籍或文字资料。简帛文献也是写本，但学术界通常称为简帛文献。从东汉到北宋，写本的流通期约1100年；从东晋到五代，写本的盛行期约为700年。清末以来，写本文献大量发现，辉耀世界、影响空前，在中华文明传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
由写本文献孕育出的新学问“写本学”及“写本文献学”。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刻本，有关古书的学问也多以刻本为中心生发展开。而写本文献在内容、形制、字词、校读符号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与刻本文献不同的特点，值得作为专门之学进行研究。由写本文献孕育出的新学问“写本学”涵盖纸张、笔墨、文本、内容、字体（书迹）、形态等等，既有文本的因素，也有非文本的因素；“写本文献学”则是对汉代以来手抄纸本文献（含文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侧重文本的因素。
写本文献学教材编纂构想。《敦煌写本文献学》以敦煌写本暨吐鲁番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共分绪论、字词、抄例、校例四编，凡二十章，初步构建了敦煌写本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浙江大学组织开展优势本科专业（群）系列教材建设项目，内容更加丰富全面的《写本文献学》教材被列为第一批教材编写计划。2021年《写本文献学》教材开始组织编纂，预计202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绪论、正文八章以及结语，以全部写本文献为考察对象，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以期构建写本文献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树国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经简与传简：今文经学书写载体和竹书长短等制度》
第一，古代儒家经典以篇、章为基本单位，对篇、章、句、字之数均有记载。今人解释传世上古文章遇到所谓“不通”之处喜言“错简”，这种态度并不是很科学。
第二，新出简帛文献（如战国简《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对经典诠释学的启示在于学界可以直接了解经典古书的材质、书写和简册制度。
第三，古文字文献的识读和音韵训诂是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最基本的素养，在此基础上探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及影响问题才能取得可信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遗产》主编，
《写本学研究》编委孙少华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写本学研究>的建设与学术引领问题》
《写本学研究》目前已经出版了三辑，从形式与内容看，我认为编辑人员在组稿、编稿、审稿、校对、发稿各个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在内容方面，很多文章与“写本”问题紧密相关，既有学术上的前沿性，也有和“冷门绝学”相关的专业性，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也给出版编辑带来了很好的榜样。
从出版编辑的角度看，《写本学研究》有如下几个工作值得重视：
第一，首先要保证期刊论文的学术质量。论文的学术质量是杂志的第一生命，我们从事期刊编辑工作，首要的任务是要有高质量学术论文作保证。这个工作，主要靠两个方面的努力：一、编辑人员的学术眼光和编辑眼光，要从众多稿件中发掘出有价值的论文；二、积极组稿、约稿，不断丰富期刊的栏目，在形式与内容上追求期刊论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二，要有高水平的编校团队。任何一本刊物，编校质量是期刊生命的重要保障。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对期刊的校对标准是万分之三，一般单位规定是万分之一。这除了出版社的校对，还需要编辑部编辑人员不断自我学习，提高编校水平。这个“高水平”，除了编辑、校对水平，还包括编辑人员个人的学术水平。高质量学术期刊必须重视“编研一体化”，即重视鼓励编辑人员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编辑人员只有在学术上站得住脚，才能赢得作者的足够信任。
第三，要有较为充足的稿源和稳定、成熟的作者队伍。稳定、成熟的作者队伍，是期刊稿源充足的必要保障。这也需要期刊编辑做好两个工作：一、主动召开高质量学术研讨会，作为组稿的基本形式之一；二、积极参加学术研讨会，和学界交朋友。
第四，要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编委会队伍。编委会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对期刊的学术论文进行必要的把关，对期刊发展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
《写本学研究》目前在以上四个方面做的都很出色，相信将来会在办刊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从学术引领角度看，《写本学研究》目前与全国所有期刊一样，都站在了时代发展变化、学术发展变化的前沿，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作为一个有学术追求的期刊，需要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思考中国古代文学面临的新发展与新问题。从民国以来的一百余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学术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年前辈学者提出的问题，我们有的已经基本解决，有的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在当前新的学术发展形势下，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取得新突破，如何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转型，如何在理论、方法上取得更大推进。这不仅是一个学者思考的问题，也是期刊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次，“写本学”概念的提出，自有其学术背景与思想基础，但如果摆脱“概念”上的束缚，真正利用“写本”“钞本”等概念展开文本研究，是需要学界与期刊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通过“写本学”能够培养出一个乃至几个学术团队，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学术道路，那是作为期刊或学人都感到莫大光荣的事情。目前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再次，虽然如此，在“写本学”研究方面，还有不少困难，但好在有《写本学研究》这个学术阵地，为“写本”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相信随着期刊发展的良性循环与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在“写本学”研究这个领域取得更大成绩。
最后，从“写本学”研究方法上看，我们还需要将新的理论、方法、工具应用于传统文本的细读与研究，真正实现“写本学”研究上的学术突破。
最后，我衷心祝愿《写本学研究》越办越好，祝愿《写本学研究》的同仁工作顺利，祝愿期刊在学术引领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晶波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从敦煌写本看〈灵棋经〉原注、原序的流传与消亡》
《灵棋经》最早是有作者的原注，在流传过程中得到沿用，到南朝宋何承天作注时，原注的内容被逐渐整合到颜注和何注之中。除敦煌本之外，日本所藏室町时期的《灵棋经》古抄本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在日本所藏写本中，它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演变当中，敦煌本原注被吸收其中。而原序则先经历了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到明代时被拆解，析出为独立的占仪规范，失去存在意义，故当明汪浩合刊陈注与刘注时被删除。
原注、原序的演变和消亡，是《灵棋经》在流传中适应占卜需求与应用特点而出现的变化，同时也是这部典籍动态生成与演化定型过程的重要步骤，因而具有历史意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拟易类占卜典籍发展演变的某些特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编审，
《写本学研究》编委陈斐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从写本学重构宋前文献史》
我越来越切实地感受到“写本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理路和方向，或者说是一个学科它的重要性，它确确实实是可以、也可能是未来文献学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通过写本学可能带动宋代以前文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从写本学的视角切入的话，我们可能要去重新审视宋代以前文学作品的生产、创作、传播、评论以及它的经典化等等。当然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首先需要我们把目前的这样一种刻本的、精英的文献学的有色眼镜，或者说是一些成见先暂时放下来。
我曾经编发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讨论先秦上博简《孔子诗论》文本的整体性，作者的观点不一定是定论，但是也足以成一家之言。这篇文章从简牍的编绳，从每一个简牍上面有多少个字，这样一些物质形态，以及简文里面的句式研究入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孔子诗论》，可能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具有一个谨严结构的论体性的大文章，它可能更像是《韩非子》这样一段一段的话，或者说是故事的一个汇编，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研究宋代以前的一些文学史现象的过程中，我们怎么样进入到当时文学发生、传播这样的一种批评语境是非常重要的，要进入这个语境，写本学研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它可能不只是文献学研究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对宋代以前的整个文学研究的创新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主要是做宋代以后文学的研究，我发现伏老师所积极倡导的写本学研究的理念，对于我们宋代以后文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启示，我也期待着在这个学科里面能够提出一些具有理论性的方法或者说理念。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宋代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一些稿本、手本、抄本，那么我们要去整理这些抄本的时候，精英的文献学某种程度上就失效了。近年有些学者提出俗文学文献学，就是感觉到这个精英文献学很难运用到戏曲、小说这些俗文献的研究中。比如像戏曲，每一个戏班子在演出的过程中，都可能会根据当时表演的需要做一些修改，所以那个抄本就是五花八门的，可能有很多的改动。那么我们在整理这些文献的过程中该怎么办呢？每一个戏班子，它流传的戏曲抄本是不一样的，如果再去用逐字对勘，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前不久的时候整理了王国维先生的一部书《经学概论讲义》，这本书有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同时国家图书馆还藏着王国维先生的稿本。当我拿到稿本的时候，我本来想的是把它比勘了之后出一个校勘件，但最后我完全放弃了。因为根据稿本上面涂改的痕迹所还原出来的一个文本，和最后成型的那个铅印定稿已经完全是两个文本，这还是用文言写成的精英式的著作。因此宋代以后抄本文献的研究也期待写本学的研究来提供更多理念和方法上的启示。祝愿《写本学研究》学术集刊越办越好，推动“写本学研究”学科的发展。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马世年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文溯阁本<潜夫论>的写本价值》
文溯阁本《潜夫论》相较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及四库荟要本，在提要与目录、文本特点等方面都体现出特别的写本价值。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均无书前目录，而文渊阁本和荟要本则有目录。
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与其他各本相比，有161字的阙文，当为抄写者漏抄所致。从异文、脱文、讹误等方面来看，诸本各有特点。细究各本差异之原因，一是抄写者的用字习惯，二是字形相近而致误，三是抄写者心态不同所致。文溯阁本对阙文情况标注明确，更好地保存了底本面貌。
从写本学意义看，文溯阁本《潜夫论》的抄写者忠实地反映了原本面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四库全书》各本的特点，这对《潜夫论》的研究也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先生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正英先生对早期出土写本文献的两点看法：
第一，要重视其价值，因为它们对早期传世写本文献有着纠正内容和思想观点的作用。例如战国中期郭店楚简的发现不仅纠正了《老子》战国末期甚至秦汉“晚出说”，而且“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一段话还解决了原始道家是否反对原始儒家“仁义”观的重大学术问题。
第二，不应该过于拔高早期出土写本文献的价值：一则我们今天所见的先秦经典有一个慢长的从写本到刻本的流传过程，传播改动的过程本就是经典化的过程，传世写本还是中国经典的主导；二则出土的写本文献有一部分是“垃圾文献”，是当时被丢弃的生活垃圾，写本内容本来就不是“经典”；三则早期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虽有部分经典文献，但很少全本，其实是当时找抄手临时摘抄随葬的“冥器”。当下学界研究出土文献多存在“求异心理”，总试图通过寻找出土写本经典与传世写本经典的文本差异，以突显出土写本的价值，其实不少出土写本恰恰证实了传世写本的经典化价值。所以我们研究早期经典文本，还是应该以传世经典为主要依据。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毛承慈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一件有意思的简牍写本》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入藏北大时还保持着成卷的状态，抄写年代大约是在战国末到秦始皇时期。这批简牍一共十卷，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卷，它共有300多枚简，不仅是北大秦简中篇幅最长的一册，而且其长度（简数）在目前已知战国秦汉出土简册中高居榜首。这卷竹简正面抄完以后紧接着就在背面抄写，从文字关联上可证明这是一件完整的简册。正背面共抄有10篇内容迥异的文献，主要有算书类文献、日书类文献、医方文献、《道里书》（《道里书》系统记录了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空船与载重船一天内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的里程）等。各篇文献的书体不同，不是一次抄成，而且前后两篇文献的衔接处往往有交错分布的现象。整理者韩巍还发现4枚简类似于今天的“书签”或者“夹条”，这可能是抄者在抄写过程中发现预留的空间不够，后期增补的4枚简。这卷竹简的形式在出土秦汉简册中实为罕见，是研究书籍史或者写本学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案例。
最后我再谈谈学术集刊编辑的一点思考：
学术集刊是诸多论文的集合，这种集合因为作者行文习惯不一，所以格式也往往不同。一个连续性的辑刊，最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来稿体例。这可以为责任编辑在编辑过程中节省时间，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格式之外的内容，比如行文逻辑等问题。各位作者多年深耕，功力精深，但也请相信专业出版社的专业编辑。以我社为例，我社的责任编辑负责全书的出版流程，三审三校的团队作业和制度保证，肯定能为出版质量提供保驾护航的作用。
对于学术集刊来说，一年两辑的滚动模式对出书时间有严格要求，这就需要编委会对作者的交稿时间有相应要求，这样才能预留更多编校时间以保证图书的质量及进度。关于引文格式。引文可以是词语、句子或者段落，一般有插入行文中的引文形式和单独成段的引文形式。学术出版有相应的规范，比如引文要与行文相关，并且引用要完整准确，要有出处，要与行文贯通。引用关键词或者原文时要加引号，引用原意或者单独成段的引文不要加引号。单独成段的引用文字，字体或者字号要和正文有区别。国家有成套的学术出版的行业标准，作者写作时可以参考。关于繁简转换。有些作者习惯简体字行文，有些作者习惯繁体字行文，不管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如需繁简转换，则应注意转换的相关问题。
西华师范大学档案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写本学研究》编辑张存良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汉三老碑〉的流传拓本及其名家题跋》
《汉三老碑》是一通东汉时期的家族记事碑，大致刊石于光武后期。因其首句有“三老”二字，故名。《汉三老碑》出土于清咸丰二年（1852），出土后被金石学家周世熊、实业家陈渭泉所藏，经历一番护宝运动后，此碑在1921年被西泠印社安藏于汉三老石室。经过对各种拓本的排比分析，可将《汉三老碑》的流传拓本分为周世熊初拓本、陈渭泉精拓本和西泠印社拓本等几个时期，有“次字不损本”和“次字已损本”之别。名家题跋主要有周世熊、俞樾、丁丙、端方、沈增植、罗振玉、丁辅之、王福庵、吴昌硕、韩登安、邓散木等人。通过这些题跋，既能考察《三老碑》的出土庋藏情况，也足见金石学家对此碑的垂青珍爱。金石题跋，不仅仅是收藏家玩赏古物的个人情趣，也是一种集金石、书法和考证品鉴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形式，自有其独特的文化属性。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委赵鑫晔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刻本鱼尾起源的再探讨》
在写本和刻本的基础上，从形体和功能两个角度对鱼尾的起源进行探讨。鱼尾来源于墨盖与包首题符号的合体，而包首题符号即是佛典中的“以字”，为古印度吉祥符号“唵（Om）”的汉化变体。鱼尾本质上就是鱼尾形的墨盖，其功用与墨盖相同，都是内容提示符，又因美观性而兼具装饰作用。鱼尾的使用位置、数量和构形具有随意性，受刻工主观影响较大，即使是同书同刻工版心中的鱼尾，也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版本学中将鱼尾作为鉴定要素的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宁波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邵小龙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在藏经洞寻找王维》
敦煌唐诗选本中，仅有《唐诗丛抄》（P.3619）写本收录王维早年的一首应制七律《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但王维诗歌在敦煌写本遇冷纯属小概率事件。
首先，参照唐五代诗歌选集，可观王维在唐代诗坛的不凡地位。《河岳英灵集》《国秀集》《极玄集》《又玄集》等选集中，王维诗歌入选数量大多为前三甲，且其五律诗更为时人所看重。而敦煌选本中出现的《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并不及《息夫人怨》《淇上送赵仙舟》《送晁监归日本》《终南山》及《观猎》的入选率高。
其次，《唐诗丛抄》（P.3619）仅是一份精细采摭的产物，而非严整的唐诗选本。整体而言,《唐诗丛抄》收录诗歌大都与登高咏怀有关。如崔颢《登黄鹤楼》、畅诸《登鹳雀楼》、皇甫斌《登岐州城楼》、高适《九月九日登高》、宋之问《登越王台》、沙门日进的《登灵岩寺》等。可见抄者对所抄诗歌有内容择选。
第三，王维同高适经历类似，但二者诗歌在敦煌写本中的留存情况大相径庭。高适诗歌在敦煌写本中出现的数量最多。一方面缘于其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缘于诗人活跃于边塞。然而王维，既有早年得中的经历，晚年又有较高的宦位，更在凉州节度使崔希逸幕府担任判官，但他的诗作却仅有一首见于敦煌写本。
以上原因使王维诗在敦煌遭遇惨淡的可能性不大。结合敦煌所出的初盛唐诗人的作品来看，除杜甫以外，自王绩以来，四杰中的卢纶和王勃，还有李峤、苏味道，以及沈宋、刘希夷，乃至孟浩然、李白、高岑、王昌龄都有诗作在敦煌流传。可见相关写本编选者的鉴察力不俗，王维的佳作不会被视而不见。虽然编选者青睐往来赠答的作品，但王维不乏这样的作品。同时，王维诗作在敦煌写本的收录情况，并不等同于其诗作在敦煌的真实流传情况。《唐诗丛抄》为首尾皆残的长卷，残缺的部分是否抄有王维的其他诗作尚是谜团。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沈如泉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略谈宋代的写本与写本学》
第一，宋代是书籍的刻本逐渐替代写本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写本与印本并行的时代。北宋早期印本少，书籍流通主要还是依靠写本。随着印本日益增多，大约到北宋中期，社会上逐渐形成以印本为正的观念。印本流行后，宋人的反应并非全是欢欣鼓舞，而是审慎的看待其流通便利背后隐藏着阅读质量下降风险，并对印本流行导致写本日少的状况充满担忧。同时，宋人也认识到写本、刻本各具价值，他们收藏古今写本，并非仅为罗致版本，丰富藏书而已，而是经常利用写本来补已见印本或写本的不足。再者，汉唐以来抄书本是士人学习的一种基本方式。宋人也不例外，很多人自少至老，抄书不辍，这样又不断产生出新的写本。
第二，印本以写本为基础，宋人整理写本的经验促进了宋代写本学的发展。印本上板前仍需以写本为基础编定上板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印本源于写本。所以印本较写本的优胜处主要在于能汇集众多写本的内容。宋人编辑前人文集时面对来源不一的诸多写本，如何定篇目，去舛讹，应该是其必须面对的技术问题。现在看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又欲形成定本就导致不少宋人只能凭借阅读经验或以读者主观审美感受来辨伪正讹。这种方式从文献学角度看不足为训，但却具有文学史价值，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这种做法的文学史意义的。此外，宋人又反对轻易改字，留意记载“异文”，在印本逐渐替代写本的过程中，保留了不少前代写本信息，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探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欢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古代埃及及丧葬文献中的“核心神话”》
古埃及的神话和语言极具特点。古埃及人在面对死亡时，认为自己是可以复活的，在使用神秘物品时会在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古埃及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系统，具有多种用法，包括表音、表意和限定符号。
古埃及文化中的神秘与恐惧。例如，在神庙中发现动物，需在其身上用刀具刻上符号，以示警告；使用神秘的符咒以维护秩序。
古埃及神话中的生死轮回与复活。古埃及神话故事中有所体现，例如一位名叫奥斯里斯的女神复活自己兄弟的故事。这个故事展示了古埃及神话中人们对神秘力量的敬畏。
古埃及神话与文化传承的探索。古代写本修辞手法、叙事思维都可以运用到对古埃及写本的研究中去。此外，我们认为对比文献学在研究古埃及写本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委冷江山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文学写本的应用形态》
敦煌文学写本不是图书文物收藏家的“藏品”，多是生活中实际参与文化传播的“用品”。敦煌文学写本文献大都是唐、五代及宋初时期以僧人、学郎为主的百姓生活中实际应用的文献。这些写本在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仔细研读大量写本高清图片的基础上，结合其内容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知识，敦煌文学写本可分为“书籍”、“个人摘抄本”、“仪式念诵本”、“草稿”、“习字、习抄”等几种应用形态，可结合具体写本进行详细分析。
敦煌文学写本文献属于百姓生活中的实用文献，可以说当时的生活中有多少传播需求，敦煌写本文献中就有多少种应用类型。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要想研究敦煌文学写本文献，必须深入到写本时代的传播情境中来设身处地探究。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后郝雪丽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诗歌的系联与传抄—以P.2673、P.3619、P.3885、P.4069写本群为中心》
选取四件抄写字迹一致的P.2673、P.3619、P.3885、P.4069写本讨论敦煌写本群的研究新视角。P.2673卷首残文与P.5037《白鹰表》内容相似，可定名为“翟庭玉《白鹰表》”，P.2673可以与P.4069《上皇帝书》间接缀合。此外，《龙门赋》《北邙篇》见于P.2544、P.2673、P.4994+S.2049三件写本，P.2544所见《龙门赋》《北邙篇》两篇内容抄自P.4994＋S.2049，而 P.2673《龙门赋》《北邙篇》确为P.4994+S.2049据以抄录的母本，是写本时代诗歌传抄具体而生动的实例。
山东大学博士生徐言斌同学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的实践与前瞻——林仁昱<敦煌佛教赞歌写本之“原生态”与应用研究>读后》
面对敦煌文学分类整理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展开研究成为每一个敦煌文学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然而整理的完善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面对着前辈学者释录、整理已趋完善的敦煌文学写本，首先要转换研究视角，自觉采用写本学的研究方法来看待这一批文献。其次要结合日藏写本、墓志等新出文献拓展研究范围。最后要利用写本的特点，结合传世文献，将其融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关注文学写本中所呈现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活动，将其融入唐代的文学活动中。同时积极的引介其它学科背景的学者利用这一材料也很重要。
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辑朱利华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洪辩斋文写本考辨——兼论吐蕃皇太子史事》
目前已知敦煌遗书中有十件写本共十二篇佛教斋文抄写有吐蕃皇太子的内容，通过对字体、纸张和文本等进行分析，证明这十件写本的制作者为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初期的著名僧官洪辩，这些写本作为洪辩的遗物被保存在其影窟之中，成为藏经洞文献的来源之一。十个写本记录了洪辩任职“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期间从事的佛事活动，与敦煌遗书中有关洪辩的碑文、邈真赞和寺院文书中的某些记载相合；同时反映了赤祖德赞时期吐蕃本土的兴佛之举对敦煌的波及，其中有关吐蕃皇太子“交质蕃城”的珍贵史料，补充并印证了中华民族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委张小艳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文献异形词例释》
文章对《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未载录的“牛
”“英拂”“灌易”“郡目”“司微”“躭”“益塞”“解了”“论竟”“効”10个异形词的举例性考释。敦煌文献都是时人手抄的写本，其中用字形多俗讹，音多借字，由此形成很多同词异写的“异形词”，为今人的准确识读和理解设置了层层障碍。校录整理这批文献时，必需对这些“异形词”进行“认同”，即从读音、词义的角度考证该“异形词”实为某“正字词”的不同书写形式。只有通过俗字的辨识、借字的通读，将这些异形词与它对应的正字词进行沟通“认同”，方能准确理解文意，从而提高相关文献的整理质量。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玉珺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越南写本文献的概况》
《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收录的刻本较少，抄本却高达三分之二，并有四分之一是最具越南本土特色的喃文著作，具有明显的俗文化特点。很多越南写本无法用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具体的分类。
用喃字书写是越南写本文献重要特色。“喃字”是参照六书的造字法，根据越南语的语音创造出来的，也即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拼写越南语的语音。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喃字属于汉字系统的一种方块字。喃字适于口头传播，它进入典籍意味着典籍往口语化和俗文化的方向发展。
越南文献往往不署抄手名，抄写不拘于格式，有的杂抄成书，表现出偶然性和随机性特征。喃文抄写又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汉喃文间用合抄；二是书名或序文为汉文，正文为喃文；三是汉喃文分两栏抄写。
以经学典籍为例，口语、俗语的渗透是越南写本经学文献的突出特点，经学著作不以阐发经义、训解经注为主要内容，取而代之的是产生了一批与民间说唱韵诵文体相结合的六八体喃译作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宗品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从古写本看今本<史记·孝文本纪>的一处错简》
在今本《史记·孝文本纪》中有一段近三百字的史文记载前后内容不侔，当属错简。结合传世文献和日藏古写本所存梁邹诞生《史记音》等相关信息，我们认为今本《史记》“孝文帝从代来”一段约300字的内容原文当在卷末“制曰‘可’”之后，属“太史公曰”的相关内容。原因有四：
其一，《汉书·文帝纪》虽偶有补录诏书及除官吏事，但通篇文字顺序与《史记·孝文本纪》基本一致。检《汉书》此篇，其总述文帝即位以来仁政的相关内容即在卷末“赞曰”之下；其二，就即位时间来看，该段内容与前后文时间不符，根据孝文帝即位时间推算，这段文字应当在文帝后元七年之后而非之前；其三，就行文脉络观之，此段文字与今本《史记》篇末“太史公曰”中称赞文帝之“仁”的文意相接，内容呼应，应相联属；其四，《史记》“太史公曰”不称颂文帝轻刑罚的仁政，是因为上文所载景帝诏书已着重强调了这一点。而《汉书》增补的“断狱数百，几致刑错”一句，正是因为《汉书》将这段诏书从《文帝纪》中删去而移入《景帝纪》中，故须交代。如上所论，则错简当置于景帝诏书之后，属“太史公曰”的前一部分。所以我们在研究典籍写本时既要关注写本本身的个性特征，也要重视后出转精的整理本的校勘意义，取原本及传本的共性来恢复其原本面貌。
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喻忠杰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移植与再现：变文文体对唐五代戏剧文本生成的影响》
移植与再现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质移植：从说唱押座文到戏曲静场词。二是佛传类变文对后世戏剧表演结构的影响。三是主题再现：世俗类变文的故事主题影响后世戏剧文本的主题。
敦煌变文文体的定型，对唐五代及之后戏剧艺术物质形态“剧本”的生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戏剧静场词对变文押座文的同质化移植，将表演现场中的“观”与“演”，自然地融入到了演出文本之中，使之成为宋元戏剧开场时的通行惯例。二是佛传类变文的文体外观和展演形制，则直接被戏剧艺术的文本构成和表演结构所继承，而世俗类变文的故事主题和叙事方略，则又沿着另一路径，渐趋为后世戏剧文本所沿袭和改造。三是讲唱和戏剧作为两种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表演艺术，它们通过变文这一形式，在文体移植和内容再现的互动中，最终实现了由此及彼的艺术性转化。
西华师范大学讲师，
《写本学研究》编辑尹恒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宋大理国梵咒塔砖考录》
目前文献上并没有对大理国这段时间的密教发展状态有所记载，但是从大理国写经受到宋朝贵族的青睐以及阿嵯耶观音像在杭州的出现，都可以证明大理国密教当时在南宋的影响。但当我们一再强调宋朝文化对大理国地区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到大理国对宋朝的影响。因此我们又回到之前所论述过的宋代整个中国佛教格局的问题，也许可以如此假设，可能当时已经形成北方的辽金及西夏佛教、宋朝汉传佛教、藏区的藏传佛教、大理白传佛教四大佛教传统，这四大佛教传统向周边佛教传播及吸收佛教元素，形成双向互动现象。总之，两宋时期，中国佛教已经形成多地域兴盛格局，不再像唐朝只有一个佛教中心的局面。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姜同绚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阆中古城元代白话圣旨碑词语考释及文献价值》
阆中古城文城镇灵城岩明瑞院发现一块元代白话圣旨碑，元代白话碑是统治者颁布给寺院道观的政令，也是元代直译体文献的重要代表，反映了当时蒙汉语接触的历史，是研究元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的重要依据。研究元代白话碑文可以更好的揭示汉语与蒙语的语言接触规律，对于全面的了解元代北方汉语的面貌具有重大作用。
西华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助教胡圆圆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写本S.1441与P.2838抄写研究》
敦煌写本S.1441与P.2838由于接抄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词集——《云谣集》，而备受关注。对这两个写本的抄写研究包括抄写笔迹、抄写时间、抄写地点、抄写者等信息，尤其是通过对这两个写本的四部分内容，包括《励忠节钞》、会计文书、斋文和《云谣集》功用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内容的抄写并不是毫无关系的，而是紧密相连的。它们都紧紧围绕着寺院这一地点，在寺院不同方面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同时，通过对文本功用与抄写地点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解开P.2838与S.1441的相遇之谜，从而还原这两个写本接抄《云谣集》的本来情境。
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定瑞雨同学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草稿文献中的涂改符号及方法释例》
敦煌写本文献中有许多作为标示信息的符号，其中草稿文献展现作者的构思、修改过程，删除、增补、倒乙是其常见的涂改痕迹，涉及的涂改方法通常有直接覆写涂改、墨点点涂、划线涂抹等，其中是否直接删除还是补写在行右或者写卷其他空白处，接原行续写时是按照原格式还是并行书写等不同情况，会涉及到原稿撰写和修改的时间是否同步问题。
西华师范大学研究生钟溢琪同学发言
发言题目：《〈张淮深碑〉作者再议——兼及写本制作考述》
《张淮深碑》为敦煌遗书中系统记述张氏归义军家族事迹的仅有文献，亦是研究归义军初期历史的资料，原石已不知所在，敦煌写本P.2762+S.6973+S.3329+S.6161B+S.11564+S.6161A保存了此碑文。《张淮深碑》的作者当为悟真，撰于中和二年（882）；写本背面的诗则是不同时期作品的汇集，最早的当写于归义军初期，最晚的写于金山国后期，这组诗的最后编定，当在914年左右。结合写卷字迹可推测，这件《张淮深碑》写本当为张球抄写的张淮深纪念诗文集。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晓斌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李善注<文选>从写本到刻本的演变》
敦煌写本中保存了两件李善注《文选》写本，这是未有刻本之前的写本《文选注》，对于研究《文选》及其演变与定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考察李善注《文选》从写本到刻本的演变过程中，其中的李善注义例可以作为一个较好的考察点或切入点。写本的流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流动性。写本从草稿到初稿，再到定稿，中间往往具有诸多变化。因此，我们要以开放、动态的眼光进行研究。
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辑王使臻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从敦煌写本看宋代孔目官的教育职能——以氾祐禛为中心》:
以宋代敦煌孔目官氾祐禛为研究对象，以氾孔目门下学郎、书手的典型写本为例，运用“写本学”研究方法，探讨宋代敦煌归义军官府孔目官氾祐禛通过给学郎提供纸张、笔墨、教材，并且以批改文字的教学方式，对依其门下而求学的学郎、书手进行实用性质的、职业技能的专门性教育，使得具有职业技能的学郎成为敦煌各级官府里的上司书手、乡书手、甚至孔目官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华师范大学教授杨小平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敦煌变文写本断代研究》
敦煌变文中，不少作品准确的创作时间至今不明，单靠一种方法来断代仍然不大可靠。根据音韵、语法、词汇、文字、地名、官名、人名、称谓、服饰、历史事实以及数字等方法能够综合断定敦煌变文的创作时间，但下结论仍需谨慎，不能简单断定。
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牛霞同学发言
发言题目：《从写本原生态论诗化的〈孝经〉及功用》
敦煌写本中现存咏《孝经》诗歌三种，分别为《咏孝经十八章》《御注孝经赞》《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三种诗歌体裁、内容、功用侧重点各有不同，不宜简单统一看待。五言八句体《咏孝经十八章》内容紧贴《孝经》经文，语言通俗，童蒙教材性质突出；七言四句联章体《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内容丰富，与《孝经》经文相去较远，讲唱词文性质更明显；四言八句体《御注孝经赞》典雅庄重，内容紧跟《孝经》经文，宣扬教化的性质鲜明。三种诗歌虽有各自的特色，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其用途多样。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威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汉文佛典长书名现象研究——基于佛典目录与敦煌写经的考察》
佛教经典中长书名因直译、使用音译词，或是在命名时叠加修饰词而出现。在传播过程中，这些书名强调了书本的阅读功能并具有权威性的含义与神圣化的意味。
佛教经典中长书名的直接影响是它们通常会伴随着较短的异称，导致佛典普遍存在“一书多名”现象。在佛典实物中，长书名通常作为正式书名出现在卷首，而该书名的异称或简称则往往题写在卷末、卷下或封面等位置，从而影响着佛典整体的书写风格。
佛教经典中的长书名现象与当时社会生活有着有趣而隐秘的互动关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古代书籍使用托名的习惯，以及唐代使用的尊号的习俗密切相关，其背后的命名传统是一致的，反映的是中国古代重权威、信名人的文化传统，也反映了一个时代整体的审美旨趣。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写本学研究》编委张长彬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揭櫫五代时期的一种大型歌舞剧曲辞集——从敦煌遗书S.2607中的所谓唐昭宗《菩萨蛮》辞谈起》
关于敦煌曲子词写本S.2607+S.9931研究的最新结论。从史料的真实性与逻辑的合理性出发，证明所谓唐昭宗作《菩萨蛮》辞的不真实。由此获得“S.2607+S.9931曲子词集的根本性质为歌舞剧曲辞集”的突破性认识。S.2607+S.9931曲子词集的存在可证明唐末五代时期戏剧活动的繁盛，还将对诗、词、曲的发展机制带来新的认识。它们的发现不仅可以直接解决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还可引发更多学术新命题，亦或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新的原则和新的范式。
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主任，
《写本学研究》主编伏俊琏先生发言
发言题目：《“写本文学”的提出及其文学史意义》
以宋代以来的刻本文献为基础形成的古典文献学，在研究简牍写本和敦煌写本的实践中，由于忽视写本的特殊性而显出其不足。写本学主要研究写本的载体、写本的制作、书写工具、书写者、文本形态和内容、研究方法等有关问题，立体地挖掘写本的全部文化因素。
从殷商到北宋的两千多年间，简帛写本和纸写本是华夏文明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和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基本元典、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宗教、哲学、艺术等精神生活，中华民族的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等社会生活，中华民族饮食起居等物质生活，都是由写本记录了其早期形态，并在写本时期而基本定型的。对写本研究的缺失，使两千年中华文明依托难明。
“写本文学”记录了写本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和文学活动，“写本文学”的研究，就是力图立本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从上古到中古的文学生态、文学生活和文学嬗变。“写本文学”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写本”当作一个整体，当作一个文学单位。通过考察写本的形制和物质形态，通过考察写本上抄录的不同作品和这些作品之间的关联性，探讨写本的制作者和使用者的思想和情感；通过不同写本由于其关联性而形成的“写本群”（或“写本序列”），探讨一个时期特定区域的文学生态。
会议总结
第一分会场讨论总结：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研究所王欢副教授：本场会议发言内容丰富，既有以写本作为原材料进行的文学、历史研究，又有从写本自身作形成、传播流转以及分类的溯及。与会学者们精细与锐气并存，兼具充满颗粒感的精细研究和新视野新方法的锐气，尤其是引入Chatgpt技术打开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时，呼吁学者们可以从比较文明视域下开展知识生产和古代社会的相关研究，来进一步扩大选题范围。
第二分会场讨论总结：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晓斌教授：本场会议汇聚中、日、越等国写本，涉及语言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呈现出鲜明的写本学特色。写本学已然成为当今学术界的显学，应将有关概念、外延、内涵、理论、方法，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仍需清理和厘定。现在的写本学研究已经从具体的实质研究发展到总结和进行理论建构提升的阶段，应从学术会议的组织举办、学术刊物以及相关项目的支撑和学术成果等多方面，建构出属于写本学的研究理论体系。
《写本学研究》编辑部代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使臻总结：
在《写本学研究》编委专家及学界学者老师同学们的大力支持下，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49篇。学者们的论文和会议发言，按内容划分，第一大类是如何办好《写本学研究》刊物，本刊的编委、专家们分别提出了极富价值的建议和良好的办刊经验。第二大类是关于写本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论文，对写本学研究极具启发性。第三大类是各种载体的写本研究，涵盖类型丰富，更好地对应了学术博大精深的学问研究境界和学无古今中外的写本学学术追求。研究写本学，应该对其源头简帛写本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进行追溯并努力学习，贯通于一体。敦煌吐鲁番等中古时代的写本是刻本时代以前发展最多样、变化最激烈的重要写本，写本的物质形态和写本功能的研究，亟待进行理论探索和实际经验总结，将写本学这一门新兴的学问奠定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实践的基础之上。写本学研究中心团队一定遵从各位编委和专家的建议，汲取成熟的办刊经验，在伏老师的领导下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把《写本学研究》办好，坚持办下去，以期成为写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交流的平台。
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