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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俊琏：写本学对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意义

本文原载：《先秦文学与文化》（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31-348页。

作者简介：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 从殷商到北宋初期，我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主要是由写本记录下来的，由简帛写本到纸写本，记录了中华经典著作的生成和传播。写本学主要研究这一时期文献的生成和流传情况。写本学主要研究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写本的制作、写本的形态和文本的内容等方面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有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与宋代以后的刻本相比，它有自己的特点：同一篇文章，同一部书，不同写本呈现的是不同的样子，至于刻本，则大致一样。内容的整体性，也是写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整体性，要求研究要顾及一个写本的全部内容，对于纸写本来说，要考虑正背面的全部信息，尤其要考察写本所抄各篇作品之间的关系，还包括杂写、修改痕迹等。

关键词：写本时代；写本学；文献结集；个体性；整体性

杜泽逊教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学们好，老师们好！今天是我们新杏坛学术前沿讲座第228期，我们有幸请到伏俊琏教授。伏先生是我们熟悉的学者，在敦煌学、古代文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他的《敦煌赋校注》《敦煌文学总论》《俗赋研究》等著作，是我国敦煌文学、俗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他在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出土文献研究方面也做出重要贡献，有《先秦文学文献论稿》《人物志研究》等著作。近十年来，他又从写本学角度研究敦煌文献和早期文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5-11世纪中国文学写本整理研究”，牵头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家写本学研究机构“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主编《写本学研究》学术集刊，在推动写本学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伏先生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写本学对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意义》，下面我们请伏先生做报告。

伏俊琏教授：谢谢杜院长！我非常荣幸来到山东大学这个神圣的学术殿堂作读书汇报。我虽然不是山大的学子，但我觉得我和山大有一种缘份：其一，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学界，老一辈学者的著作中，高亨先生、萧涤非先生、陆侃如先生、冯沅君先生、童书业先生的著作读的较多，受其启迪也最多。其二，我和山东大学还有一层缘分。我的老师李鼎文先生的父亲叫李于锴，他是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人之一，大概光绪二十七年在威海做知县，受袁世凯推荐，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山东大学堂的学监。当然从地理上来说山东和甘肃离得很远，但缘分很深。《史记》上记载秦始皇的祖先，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东来说，一种是西来说。东来说就是从山东过去，从泰山周边长途迁徙到渭河上游。当然，司马迁是采用了西来说。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上也记载了秦人从山东到甘肃非常漫长的迁徙，在甘肃东部休养生息，经过几百年逐渐向关中平原发展，最后统治了中国。二十世纪，在甘肃南部的礼县出土了大量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其中一百多件流散到国外，一百多件存在国内，其中十多件上面有铭文，是非常珍贵的研究早期秦人的文物和文献，是秦人的祖先从山东西迁后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见证。考古学者认为它的一些纹饰和山东早期的纹饰非常相近。所以刚刚去世的李学勤先生说迁徙说是可信的。西汉初期，我的远祖伏胜就在今济南一带教授生徒，传播《尚书》，这也是我和济南的另一缘份。

我今天的题目是：写本学对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意义。在开始之前我要讲几个概念。写本学近几年比较热门，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一些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和欧美、日本的一些学者交流很多。写本，简单说，就是抄写的文本；写本和抄本，可笼统地算作一个概论。当然，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民国时期，吕思勉先生提出六朝时期“抄”和“写”是区分严格的。抄是摘抄，精选；写则是按照原样摹写。近年，南京大学的童龄先生进一步论证“抄”“写”有别，写本和抄本不同。我觉得这个细致的研究，区分抄和写的不同是有意义的，可以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但是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写本和抄本的用法区分者有，混淆者亦多。所以《辞海》说：写本又叫抄本，抄本又叫写本，用互见的方法。因此，我们把写抄本都叫“写本”。

我国的文字载体大概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写本阶段、刻本阶段、电子阶段。写本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虽然我们没有见到商朝的写本，但是《尚书》记载商朝“有典有册”，典和册就是简牍写本。商朝还有甲骨文，有人认为甲骨文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字载体阶段，是刀刻阶段。但是我的理解是，甲骨文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它是给神看的，占卜之后收藏起来或埋在地下，不是用于人际交流的，不是文字传播的一个阶段，也是属于写本时代。我们所说的写本是用于社会交流的。我国的写本时代可分为简牍写本和纸写本两个时期，前者从商周到东晋，大约一千五百年以上；后者从东晋到北宋，也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当然，这期间有简纸并用的，东汉以后简本和纸本就并行了。东晋安帝元兴年间（402-404），当时的主政者桓玄曾下令用纸不用简，要破除人们长久以来简贵纸贱的观念，从此以后，简牍才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进入了完全的纸写本时代。宋代以后是刻本时代，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写本，比如著名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是写本形式。而大量的档案文书、民间的契约等也是写本形态，所以写本在刻本时代也是大量盛行的，但和写本时代的写本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什么是写本学呢？学术界尚存争议，还在探索和研究的阶段。按照一般的说法，写本学发端于西方，是由研究早期埃及的莎草纸、羊皮纸，印度的贝叶写经等而产生的学科，与日本人的“书志学”有交叉之处。而西方的写本学和我讲的写本学还是有区别的。西方的写本学主要研究书写的物质形态。我讲的写本学呢，由于很多原因，也研究物质形态，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书写形态和写本内容。

大量写本时期写本实物的面世才是近一百馀年的事情。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大量的简牍写本、敦煌吐鲁番写本逐渐面世。帛书出土不多，主要是西汉马王堆帛书。简牍写本年代从战国到晋代都有出土，敦煌吐鲁番写本的年代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过去我们的文献学是建立在刻本基础之上的，所以20世纪大量写本出土之后，学者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刻本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刻本文献学对写本的整理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应当了解并研究写本的特殊性，建立更适合研究写本的理论和方法，即和刻本文献学相对的写本文献学。

孔门四科中有“文学”，古人说：“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学。”把文字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书写在竹帛上叫做文学。写本的核心是这种合于法式的“文”（文字）。所以，有必要谈谈文字的产生。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而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文字的产生肯定在甲骨文之前。那文字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的教科书上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个定义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面。我以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针对后来的语言和文字关系讲的。文字产生的时候恐怕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记录思想意识的符号。《淮南子》记载，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为什么文字出现会导致“天雨粟，鬼夜哭”呢？东汉高诱的注其实没有把它讲明白。到了中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的序里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文字产生之后，鬼神的秘密被揭示出来了，人类可以得到诸多好处，所以天雨粟以赐福；作为想继续保持神秘状态的鬼，自然会因为失去特权而夜哭不止。所以文字不是为了人创造的，最早的文字是为了神创造的。人创造文字是为了祭祀沟通神灵的需要。世界上很多早期文字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纳西族的东巴文，一般人是读不懂的，必须由东巴（经师）讲解，大东巴（大经师）和小东巴（小经师）解读的深浅不一样。所以最早的文字是传达思想的，不是和语音对应的。文字从出生就带着很神圣的意味。后来人们把字写到竹简上，编到一起，自然就带有神圣性和神秘性。

把一支一支的简牍编联一起，形成一个写本，这就是早期的结集。结集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典藏，一个是阅读传播。最早的写本就藏在官府之中，所以说“学在官府”。清华简中有一篇《保训篇》，是周文王临终前给武王的遗训，其中讲到要把“中”交给儿子。那么“中”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认为“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中庸一类的观念。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观念和人生境界，只有舜尧这样的圣人才能达到。“中庸”更多的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想把它传给后人，会坠入玄虚。所以，我想，既然“中”是可以传递的，应该是有载体的，所以“中”可能是抄在简牍上，就像“洪范”那样治理国家的大法是写成文本传递下来，由大禹传给夏朝诸王，由箕子传给武王。“中”就是简册。《国语·楚语》记载，楚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多次劝谏，灵王又惧怕又烦恼，就问计于申公史老：怎么样让子张不要再劝谏了，特别烦他！史老的话很有意思：“用之实难，已之易矣。”用他的谋略难，不让他说话很容易。于是出主意说：如果他再劝谏，你就说：“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他言？”三国时韦昭说“左执鬼中”是“把其录籍”，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在《古史考存》中解释说“鬼中”是画着图腾圣物的史籍。把“中”解释成“册簿”，是很正确的。“鬼中”就是阎王爷的生死簿。“殇宫”，就是后世的地狱。“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就是左手执生死册，右手执地狱之图。从甲骨文到小篆，“史”字从“又”持“中”，右手持简册，正是史官的职责。楚国的国王既是人主，又是神主，所以才会“左执鬼中，右执殇宫”。

可见早期结集的文字是很神圣的。公元三世纪后期，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发生了一起巨大的盗墓案，战国时魏国国王的墓被盗掘，出土了很多竹书。其中有一篇记载了周穆王的故事。周穆王姜后生了儿子后，越姬趁其不备，用“涂以彘血”的玄鸟更换了王子，并立即报告给穆王。周穆王就把这个生了怪胎的姜后打入冷宫，并请太师占卜，占辞写成简册后放入于椟中，藏于祖庙。过了三个月，那个得宠的越姬突然死去，七天后复活了，像变了个人似的讲她生前更换王子的过程，以及死后遭到先王怒斥的情况。这则故事就是后来《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源头。这个故事就说明典藏“简册”是非常珍贵神秘的，不是可以随便看的。

最早结集典籍的人，是巫、祝、史。史官的职责是读书、作书、藏书，他们掌握着这些典籍。西周后期大乱，这些掌握典籍档案的人能把珍贵的史料带到民间。我们看老子本为周朝史官，流落函谷关时被官尹强行留下，把他掌握的“书”抄了五千言，然后才放行。这就是官学下移，于是便有了后来孔子等的创办私学。还有一部分结集是为了给一般人看的，比如孔子授徒讲课，他主要讲六门课，整理官府流传而来的典籍作为教材，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六经”“五经”（《乐经》散佚了，有人说本来就没有《乐经》，“乐经”只是诉诸听觉，无法记录，如同《汉志》上的“曲折”）。“经”就是教材，写在简帛上的教材称为经，对经的解说称为传，传就是传播。经书是经过孔子整理定稿的。《史记》有孔子删诗说，当时《诗经》有三千多篇，孔子把它整理成三百零五篇。现代学术界基本上否定这个说法。其实，从写本传播的情况看，不是说有三千多首不同的诗，而是有很多写本，上面抄了三千多首诗，这些诗大多是重复抄录的。我们看汉代刘向、刘歆整理群籍的时候，情形与此差不多。刘向的《荀子叙录》说，当时他们看到的各种写本上抄有《荀子》322篇，经过校雠，重复的有290篇，去掉重复，整理成32篇。《诗经》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诗经》在成为“经”之前，流传比较广泛，当然不可能把305篇作为一个完整的本子，而是有不同的写本。各个写本根据自己的需要抄了不同数量的诗。我的老师郭晋稀先生、赵逵夫先生研究《诗经》，认为其中有大量的“组诗”。组诗是怎么形成的？老师没讲。我的想法是：组诗是写本的制作者或阅读者，因为阅读的必要而把某一类诗抄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些诗是作为“一个写本”流传的。这就是最早的结集了。这是阅读领域、实用领域的结集。因为结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典藏”。典藏是官府的事情，刘向、刘歆校勘群经主要是为了典藏。民间大量流传的写本是供人使用阅读的。《汉书·艺文志》分了六大类书，过去人们更重视前面的书，但是出土文献证明，倒是“方技略”和“数术略”的书在民间流传的更多，汉代出土的材料主要是以后两类为主的。这说明阅读性的写本在当时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现在看来，除了“六艺”之外，其他类的书都是以阅读的形式流传的，一直从战国流传到汉代。到了刘向、刘歆的时候才做了系统的整理，五经之外的书才开始有了典藏，有了定本。而民间流传的作为阅读的写本非常多，一个和一个不一样。

下面要说的是结集的方式。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有“篇”，有“卷”，有“编”。很多学者对“篇”“编”“卷”有不同的理解。著名学者钱存训认为“篇”指的是用木简抄的文章，“卷”则是抄在帛书上的文章。现在根据大量的出土文献来看，有时候恐怕也很难这么严格地区分。“编”和“篇”这两个字都是从“扁”得声的形声字，按照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扁”既是声符，又包含意义。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里面的“篇”都没竹字头，所以“编”和“篇”这两个字本身的意思差不多。《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下邳的河边桥上得到神秘老人赐一“编”《太公兵法》，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上说“编，一本作篇”。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很多。“篇”和“编”有共同之处，把一个编好的完整的木简或者竹简卷起来，叫作一卷。这个一卷就是我说的一个写本单位。《晋书》记载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篇”和“卷”又等同了。这和结集有关，结集是用绳子把若干枚竹简或者木简编联起来。关于竹简和木简有多长，抄多少字，《观堂集林》里面收录有王国维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汉简检署考》，王先生当时见到的出土竹简很少，但是他把传世文献里面相关资料汇集作了考证，是一篇简牍研究的开创之作。抄经的竹简大概是二尺四寸，抄传的大概是一尺二寸，一般是一尺。这个尺是汉代的尺，大约是二十三厘米左右。后来出土的大量简证明了王国维先生说的不一定全对，但是确实有他的根据。汉代的简牍长短宽窄形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严格，但是大致有一个规范长度。那么把多少支简编联在一起算一个写本呢？出土的简牍因为绳子早已朽烂，我们不好判断，只能做些推测。汉代居延兵书简有七十枚简编联一起，七十枚简为一个写本算是比较长的了。最长到多少呢？我们不知道。但秦简记当时官方规定，给朝廷上报文书的简不能超过一百枚。我的初步推测，大概一个写卷40-60枚简的比较多，一枚简抄38个左右的字。这样，一个写本长的可以抄三千字，短的可以抄一千多字。两千五百个字就算比较多的了。《老子》有五千字，刚好是上篇下篇，抄了两个写本。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核对的话还要通过大量的出土数据来证明。这样构成的就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就是一卷。现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写本，上面到底抄几篇文章？一个写本大多数情况下就抄一篇文章，但是，也有短文章，一卷可以抄数篇的。这样就牵扯到早期文献的一个汇集问题。比如在上海博物馆的简里，有一个写本，卷背的题名叫《子羔》，但它包括三篇文章：一篇叫《子羔》，一篇叫《孔子论诗》，还有一篇是《鲁邦大旱》。这三篇文章，认真对照字体后确认是一个人抄的，竹简的规格也是一样的。问题是这个写本卷起来之后，背面的篇名叫《子羔》，《子羔》是三篇共同的名字。要特别强调的是，三篇或数篇文章用一个名字，是写本时期的一个特有现象。我们后来用一篇文章一个题目这样的思维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三篇是毫不相关的文章。但既然抄在一个写本上，肯定是它们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系。为什么把这三篇写在一起呢？我认为，这三篇都和孔子相关：《孔子论诗》是孔子的文学观，《鲁邦大旱》讲孔子的古史的，《子羔》是孔子的生死观，所以把它们抄到一起，合起来刚好是一个完整的写本。传世的先秦两汉的文献里有诸多类似情况：一篇题名下实际上包括了好几篇文章。怎么进行解释呢？就是写本时期特殊的写本制作的方式造成的。比如说《韩非子》第二篇《存韩》篇，题目叫《存韩》，包括韩非子刚到秦国后写的《致秦王政书》，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存韩”。李斯看到韩非的信，又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始皇不要被韩非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同时，李斯同时还给韩王安写了一封信，说韩非实际上已经背叛韩国了。汉代人编《韩非子》，便把三篇抄到一个写本上，题目叫作《存韩》篇，实际是第一篇的名字。不同的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只给了一个题目，后世编的时候也就把它们编在一起了。这样的情况在先秦两汉的时候是比较多的。洛阳才子贾谊的《新书》中的许多文章，写得很平淡，感觉贾谊并没有多少文才，或者他不是有意写文章。但《史记》里面收录的《过秦论》，写得那么好。《过秦论》为什么写得这么好？其他文章为什么又写得很平淡呢？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实际上，《过秦论》是司马迁等当时一批文学家加工过的，是司马迁根据贾谊的文章综合修改而成的。“过秦”是西汉初期很多人写文章的一个共同主题，所以司马迁综合修改完成《过秦论》，恐怕有诸多蓝本可以借鉴。这种情况在出土的简本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郭店楚简里面有一篇叫《鲁哀公问子思》，还有一篇是《穷达以时》，我们按照简的格式判断这是一个写本，一个写本上写了两篇文章。到了后来的纸写本时期还有这样的情况。敦煌写本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齖䶗新妇文》，写的是一个刚娶到家的泼妇新媳妇。这篇文章有前题，也有后题，一篇文章被前题后题包围着，前后题都叫《齖䶗新妇文》。但在前后题之间，却有好几篇文章，除了前面写这个齖䶗新妇外，还抄有《自从塞北起烟尘》、《发愤读书十二时》，最后还有上门女婿的故事。现在有意思的是，四篇文章，却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齖䶗新妇文》作为它们共同的题目。研究敦煌文学的学者，多以为后三篇与第一篇没有关系，是抄手误抄造成的。但是，敦煌写本中，有三个写本都是这样抄的，抄手不可能每个写本都犯同样的错误。从写本学的角度来说，四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题目，是写本时间的下层抄本常有的现象。它们四篇是有关联的，它们构成一个整体，这四篇文章虽然内容上关系不是很大，但有共同的使用场景，是当时一个特殊的仪式上面用的。四篇文章实际上都是婚礼上的那些司仪准备的备忘录，作为调侃、祝福、调动气氛之用。

有选择地摘录也是写本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写本制作者为了自己使用的方便，往往挑选一些内容抄录。比如，出土汉简里有三个本子的《老子》，这三个本子里的《老子》和现在的《老子》差距很大。过去的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反映了《老子》成书的不同阶段。裘锡圭先生则认为这实际上是当初写本的制作者从现成的《老子》里面摘录抄写而成的，并不是《老子》的早期本子。裘先生的话是可信的。当然，还要补充的是，根据竹简形制排比，发现其中一个《老子》和《太一生水》是一个写本，字体完全一样，格式也完全一样，两篇为一个写本，研究时不应当完全分开。当时，抄写者把《老子》和《太一生水》放到一起。因为《太一生水》本来就是讲老子的道的，等于是《老子》读后感一类的东西。摘抄是早期写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早期写本，或者说结集还有一个特点。当抄写者抄完一个写本之后，往往会把自己的感想、理解，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补充在后面。这是写本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比如说马王堆帛书里有《春秋事语》，《春秋事语》类似于当时的教材。抄完一个故事之后，抄写者还要把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抄在后边，或者把同类型的故事排在后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早期的书传到汉代以后，抄写者把汉代的材料也加在里面了。所以二十世纪的古史辩派如果发现一本书有后世的材料，就判定这本书是伪书。如果用写本学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这就是写本流传造成。我们读《史记》里的《司马相如传》，后面有“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本来是司马迁评论的，但是司马迁评论的内容中还加了一段话，写的是扬雄对汉大赋的评论。扬雄是司马迁之后的人，司马迁怎么可能引用扬雄的话呢？写本的制作者把司马迁的《史记》抄完之后，又把当时的大儒扬雄的评论抄在了后面，后世就把它延续抄下来。如果我们借这个来判断《史记》是扬雄之后的伪书，不是司马迁写的，或者《司马相如传》不是司马迁写的，当然是不行的。古史辩派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从写本学的角度来得到解释。上个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地方志中的文学材料的会。编地方志《艺文志》的人往往在编完以后把自己的作品附在后面。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传统。《诗经·小雅》里面有一组诗，写周宣王攻打江淮胜利以后的事情。这组诗里面恐怕有作者的诗在里面。汤炳正先生研究《楚辞》的形成问题，认为经过了宋玉、刘向、王逸等数次编集。每编一次，编集者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后面。所以写完一个写本或抄完一篇文章之后，写本的制作者往往把自己的感受和体悟抄在后面，这是阅读性写本的主要特点。我们掌握了这个特点就可以对古史辩派和疑古派的一些文章重新进行思考和解释。《公孙龙子》中有一篇叫作《迹府》。这篇文章的开始一段等于这篇的内容提要。这个内容提要我们一看就是写本制作者抄完这篇之后把自己的理解概括地写了下来，后来的抄录者认为他讲的好，就把它移到前面，作为此文的开头。所以早期写本，尤其是古人们阅读的写本，它们的这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先秦的子书，甚至一些史书，经书之外的很多书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出土的一些材料来加以验证。

所以写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整体性特点，一个是个体性特点。所谓整体性就是一个写本是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开，《太一生水》和《老子》抄在一个写本上，我们理解的时候不要分开了。现在整理的本子，都分开来，各是各的。我觉得能够考证确认是一个写本的内容就应该放在一起，这是写本的原生态，反映的是当时人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甚至这种整体性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文化形态，一种生活场景。所谓个体性特点，就是说每一个写本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们对写本书的文献，如果完全按照刻本文献的定本意识进行校勘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有时候是一个整体。我举一个敦煌写本的例子，敦煌写本里面有三个写本，抄了孟姜女歌辞，按照我们过去整理的方法，把几个本子合并成一个本子，说哪些字错了，哪些句子有缺文，哪些本子有衍文，等等。实际上我们细细看来，这种整理的方法，把这个写本独特的很多信息都阉割了。三个孟姜女歌辞写本差距较大。其中一个写本，把用什么调子唱的，标注得非常清楚。可知，这个写本是某个演唱艺人写的，它反映的演唱艺人的思想。还有一个写本根本不管什么调子，把故事讲得非常详细，增加了一些成份，这是一个看重故事的民间阅读者制作的写本。它们是有个性的。《大唐西域记》在敦煌写本里边有好几个，根据荣新江的研究，其中一个写本从题目到内容，还有抄录的内容透露，他不是为了保存《大唐西域记》之真，而是去印度西天取经人的旅行手册，所以连书名也改作“西行记”。这是当时这个写本的一个特点，尤其是文学写本，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文化生态。一个写本由很多不同的个体构成，个体之间似乎毫无关系，但实际上是有关联的。这个关系的维系者，就是这个写本的制作者。他通过这个写本来透露他的个人情绪、爱好、思想情感。写本上的文本修改、校改，也能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如今本《老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郭店楚简《老子》作“绝智弃辩,绝巧弃利”，反应了作者的价值选择。敦煌P.3967写本中有一首诗，有“□□翻陷重围里，却遣吾曹泣塞门”两句，句中“塞门”原作“虏门”，后把“虏”划去，改作“塞”，这一改动，反应了作者生活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1950年，王重民先生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有一句话：“盖当时文人学士颠沛流离者多，盖以寄其愁苦生活于文酒花妓。”几年后的修订本中，王先生把“文人学士”改为“人民”，反映了文化气氛的变化对他心理的影响。事实上“当时人民寄其愁苦生活于文酒花妓”，是不合情理的。

所以写本是包含生活细节的，是有个性的，与刻本有差异。当然作为定本的官方写本个性要少得多，与刻本比较接近。比如像经书，历代要力求规范，所以有不同时代的石经。著名文人的作品，像白居易生前，就多次编定自己的文集，并藏在不同的佛寺和私人手里。而作为个人阅读的写本，更具个性化的。敦煌写本中大量的诗文写本，或者只抄一首诗的一部分，或者更改题目，或者不抄作者。因为我只要为我所用的内容，用不着知道作者和完整的篇章。这种情况一直到宋人都是这样的。比如洪迈编的《万首唐诗绝句》，有些绝句是从一个完整的律诗或其他长诗里截选出来的，他们觉得这四句好，就给它重新起一个题名。这都是写本时代的做法，在文本流传过程中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写本学在我们国内兴起时间不长，大家还在探索阶段。关注写本，运用写本学的方法，对我们研究学问是有启发的。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关注写本，运用写本。比如，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可以从一个作家的手稿、修改稿中研究他的思想的变化。鲁迅先生曾说过，从作家的定稿中可以领会“应该这么写”，从作家的修订稿中可以领会“不应该那么写”。华东师大有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陈子善先生，他研究《鲁迅手稿全集》，发现其中收录了鲁迅写给日本友人内山丸造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让书店老板留一本书给他。他发现，鲁迅的笔墨渐次变淡，中间没有蘸墨，反映出作家书写时的迅速随意，并非斟酌再三。

写本，尤其是稿本，保留着作家的心绪情感与生命体温，字体、笔画、甚至笔迹浓淡都具有阐释解读的空间。敦煌写本S.6234抄了不少诗，项楚先生认为这个写本是作者的稿本，荣新江先生对作者也进行了考定，他认为，这个诗集写卷使我们看到，一个任职边塞的诗人，独自一人，或者率领着自己的部下，在匆匆忙忙的旅行当中，仍不忘吟咏。拾起几张废弃的公文，把自己的诗句记录下来，时不时地反复修改。透过敦煌保留下来的这几片残纸，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的身影，看到了唐朝诗歌创作、记录、保存、传抄、流行的整个过程。P.2555是一个抄了200多首诗文的写本，我考证是一位姓毛的陷蕃诗人编集而成的写本，他还可有是这个写本的抄写者。在编集和抄录的过程中，他用散文作为不同板块的过度，如第一个板块，他集录了写边塞战争和离愁别恨的诗歌后，抄录了唐人孔璋《代李邕死表》，表达对英雄的期盼。第二板块，在集录了陷蕃痛苦经历的诗歌之后，又抄录了《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义正辞严地警告吐蕃入侵者。最后一个板块，在集录了来自蜀中的一组诗歌之后，他似乎看到了希望，他用较大的字抄录了唐玄宗的《御制勤政楼下观灯》。这首诗所宣示的盛唐太平祥和的气象，正是编集者所向往的。

我前几年整理先师郭晋稀先生的《文字学讲义》和《庄子要极》，这是他1940年代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时的稿本。看着讲义上修改补充的密密麻麻的墨迹、水渍以及指甲翻书的痕迹，好像就感受到老师上课时候的样子，感受到他生命的跳动。所以写本是有生命的，每一个写本就是一个生命体。

杜泽逊教授：同学们先考虑要提什么问题。我在这先说两句，我一直在记笔记，记得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听了以后记不住，但听的时候感觉到很多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是我平时没考虑到的。如果伏老师讲的都是我很清楚的，我肯定就不记了。这里有很多很新鲜的结论，我把它记下来，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平时不怎么考虑的。比如说贾谊的《新书》，这部书可能大家关注不太多，但是我是读过一些篇目的，不怎么精彩。有一些是讲礼制的，就是很刻板，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个句式，和《史记》里的《过秦论》相比差距非常大，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之间是什么原因。今天伏老师给了一个可能的结论，就是《过秦论》是经过加工的，是作为当时的规范话语（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推广的文章，那当然是代表当时最高水平。它是不是司马迁加工的不敢说，但经过了某种加工，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文章气势真是不一般。再比如敦煌曲子词，为什么会组合在一起？《大唐西域记》敦煌的抄本为什么是摘录的？这些现象的分析，启发性非常大。《史记》中为什么混入了扬雄的话？过去的说法真是太多了。因为有一种辨伪书《伪书通考》，其中就讨论过《史记》里边为什么有司马迁之后的内容。有种种的解释。但从写本的习惯上来看，可能跟司马迁没什么关系，是在写本流传过程当中，掺入进去的东西，而掺入是有原因的。还有，像敦煌的写本有些东西为什么抄在一起，都可以得到答案。我自己这方面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最近我们在校魏征的《群书治要》当中的《毛诗》，有经文有《毛传》有《郑笺》。《群书治要》的部头比较大，存在日本宫内厅，是皇家图书馆保存下来的写本，部头非常大。《群书治要》的校勘价值非常高，因为毕竟是唐朝初年的本子，但是这个本子把《毛传》和《郑笺》都没分开来，本来应该是先《毛传》后《郑笺》，与魏征几乎同一时代的孔颖达他们撰写《五经正义》的时候，那是分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在魏征等编撰的《群书治要》当中，经常把《毛传》抄一小节，《郑笺》抄一小节，然后对在一起念起来很完整，其实不是一个人的话。这种情况在《群书治要》当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你要只读《群书治要》的话，就分不清《毛传》《郑笺》了。如果《毛诗传笺》失传的话，靠魏征这个本子来学习《毛诗》，那简直就是所有的结论都不可能正确了。这就是摘录的一种特点。比较晚的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说郛》，辑录的好多书都不全，篇幅比较小的东西，一千多种抄在了一起。当然到了明朝末年，它被刊刻出来了。好多都是仅存的文献，而这个文献实际上是不全的。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大杂烩呢？我估计是因为陶宗仪这个人博学，大概抄了这么一些资料。那像宋朝的曾慥，有个《类说》也是这种情况，摘了好多资料，价值很大，但是好多文献都不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三国时期的曹丕主编了一个《皇览》，这是一套巨大的类书，大概700卷，到《隋书经籍志》里头出现了多种节略本，如《皇览抄》，有的只有二十卷，那就是写本时代的特点。所以有些东西，集合起来看，串在一起，它的规律就出来了。规律出来以后，有些东西就有答案了。所以写本学，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文献学》就是伏老师所说的建立在刻本时代的文献学。我们拿着刻本时代的文献学来往前考虑写本时代的文献学，没有思考的时候可能不认为它是个问题，比方说那个《诗经》的篇数的问题，应该是很多的复本，才会有3000篇。可是以前也没有这样想过。但刘向校书时说《韩非子》，尤其是《管子》，篇数很多，500多篇。哪有这么多，是不是？但是刘向说了，去重复之后还剩下多少篇，好像是八十几篇。那么《诗经》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包括各种的复本，一共3000篇，这个解释应该比较合理。如果实有3000篇的话，逸诗应该会更多，但我们现在发现诗三百之外的逸诗的量非常少。按照伏老师的这个解释，就较为合理了。民国年间，有个人整理《管子》，叫《管子今诠》，这个人叫石一参。他就把现在的《管子》拆成了几百篇，他说刘向见过的就是几百篇。那就太可笑了。我们现在接触到的经典文献，恰恰都产生在写本时代。中国的经典文献基本没有在刻本时代产生的。当然《红楼梦》也经典化了。但是中国传统的经典基本都存在写本时代。如果不了解写本时代的背景的话，会出现好多误解。下面同学们可以提问了。

提问1：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在看敦煌文献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几个不同的《诗经》的写本，可能很多诗在文意上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但是它在一些虚词上，尤其是句尾的虚词，如之乎者也等，有的写本有，有的没有。我想知道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它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就是按说经学这个师承传授还是比较严格的。即使到了就是南北朝分为南北诗派，但是按照同一个模式的话，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情况。我想知道它是怎么产生的，请教一下老师。

伏俊琏教授：谢谢这位同学！这个问题杜老师更有资格回答，我根据我的理解简单回答一下。在我国早期，包括中古时期，还没有像清代乾嘉以后那样科学的定本意识。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东晋梅赜的古文《尚书》，我们现在说是伪书，其实叫伪书是后人观念，它应当是当时的一种整理古籍的方式。西汉传来的《尚书》散佚很多，不完整了，他是做辑佚，他把搜集到的《尚书》片断汇集起来，根据他的理解，根据他的师传，根据当时学界的考证，把中间残缺的部分补充一些内容，连续了起来。就像《战国策》，战国时策士要游说诸侯，得准备策文。策文相当于现在的自荐书，我要找工作，就得给某些单位写自荐书。比如，你想到山大来，就要给山大的相关单位写自荐书，自荐书除了写自己情况外，还要写山大的历史，山大的名师，山大的历史地位，显得你对山大了解。苏秦给秦惠王的上书，就是把秦国的历史文化，秦国的山川地理，写得清清楚楚。为了写好策文，就得参考前人的同类文章，所以当时留传有诸多前辈纵模家的策文，或者范文。后人把这些策文编到一起，就得考证是谁写的，是写给哪位诸侯国国君的，国君采纳他的意见没有，重用他了没有，等等。这些补充的内容，有的正确，有的不符合史实。比如，1964年，四川大学的徐中舒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史记》中的张仪苏秦传，是有问题的，张仪和苏秦不是同一辈人，司马迁把他们写错了，司马迁被当时流传的不正确的《战国策》误导了。1973年，马王堆出土了西汉时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明徐先生的说法是对的，而且证明今本《战国策》中一些策文前后说明背景和补充结果的部分，帛书中是没有的，是后来增加的。所以《战国策》这本书，我们一般是放到史部，其实放到子部可能更合适。汉代人编文章，很多是这种穿靴戴帽的方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叙例中就讲过。庄子里面《说剑》本来是楚国的另一个庄子（庄辛）写的，但在流传过程中和名周的庄子混淆了，就编到庄周名下。所以，不能用后世文献研究的科学规范来要求前人。

敦煌写本里面有40多个《诗经》写本，皆为毛诗本，大多数为故训传，也有白文传、孔氏正义、诗音。抄写的时间，六朝至唐代的都有。就内容说，《诗经》160多首诗，包括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等，皆可窥其一斑。用敦煌本对校今本，胜义很多。或者能发掘千年前古义，或者能正今本之讹脱，片玉零珠，弥足珍贵。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来《诗》学的大概情况，并考究六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原有形式。至于敦煌《诗经》写本中的虚词，确实与今本相差较大，罗振玉当年就曾关注，说敦煌本的句末的语助词，与日本学者所撰《七经孟子考》一文中所记载的古本相合者比较多。西汉今文、古文经的差异，也以语助词的差异最多。《古史辩》收有民国时期的学进王正己《考经今考》指出，古文比今文少了22个“也”字。可见古人并不认为语助词无关宏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书，曾说越是古老的本子，语助词越多。他认为原因是，汉儒注经，在句读的地方多用语助词，用来说明意思的深浅轻重。我的体会，这些语助词，多与句意无涉，主要与“讲经”时之声气有关，是口头讲说留下的痕迹。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讲到当时用“也”字的情况，说北方的经学，经常略去“也”字。可能与北人和南人比，在诵的方面有所忽略。敦煌本王粲《登楼赋》，把“兮”字全部删掉了，删掉的原因，史料有一些说明。这类情况要用非常统一的严格的标准说恐怕比较难，当时的写本随意性较大。刚才杜老师说《群书治要》中对经书的传笺都存在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对早期的写本文献，很难按乾嘉以后整理文献的方法去对待。明朝人都还是这样，对古书随意改的比较多。鲁迅先生说：“明好古书而古书亡。”根据陈尚君先生考证，明朝人改唐诗比较多，包括我们现在家喻户晓的一些唐诗，是经过明朝人改了的。

提问2：您好。您刚才说到秦汉的简牍写本，有时将多篇文章抄在一个写本上，在背面写上题目，但只抄写第一篇文章的题目。这里就有个问题，为什么不把其他这几篇文章题目也抄呢？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可以这么解释？就是作为一种阅读性质的文本，题目只是起一个提示性作用。他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大概就能回忆起来，他抄录了他曾经读过的这些篇目。抄不抄其他题目，对他并不重要，他只关心文章的内容，即便有题目，也只是起到一个提示性的作用。这是一种写作和阅读的习惯。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解释？

伏俊琏教授：你这个假说很有道理，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在竹简后面写一个题目也不是太多，所以当时可能只起一个提示的作用。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现象的一些解释，不要太把它神秘化。陈寅恪先生说考证越简约越接近于事实。多年前我读《仪礼》，讨论过其中的“握手”这个词，埋葬死者的时候要在死者手里握东西，《仪礼》讲是用布做的，中间加棉花一类的东西。我们看郑玄的注，贾公彦的疏，再看清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对“握手”的考证真是繁琐，里子是黑的，外面是黄的，长多少宽多少，绑在大拇指上的绳子如何等情。我特意把《文物》和《考古》杂志上刊发的出土报告中有关“握手”的都查了一遍，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自新石器以来葬俗中就有了“握手”，其形制多种多样，贝壳、玉器、漆棒、钱币、绢帛等，其它易朽烂的东西恐怕也不少。“握手”就是死者手中所握的物，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至今西北地区安葬死者时还有“握手”，纸钱、食品、五谷、硬币等，变化不一。《士丧礼》所讲，仅是战国时期某一地区有代表性的“握手”之一，对其考证不必繁琐神秘。

（2019年3月11日西华师范大学伏俊琏教授应邀在山东大学文学院作学术报告，杜泽逊教授主持。本文由付婕、王萌、念珂羽根据录音整理，并经伏俊琏教授、杜泽逊教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