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推荐：《新疆赋》校注
作者:（清）徐松 撰，李军 校注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定价: 78.00元
ISBN: 978-7-01-025076-2
作者简介
李军，文学博士，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小说、辞赋文献研究。
内容简介
《新疆赋》为清代嘉道之际著名地学家徐松（1781-1848）所撰，至光绪八九年间（1882-1883）由四川刻书家王秉恩（1845-1928）以室号“元尚居”名义，将其与和宁（1741-1821）《西藏赋》、英和（1771-1840）《卜魁城赋》一起，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一书，从而成为公认的清代边疆舆地赋代表作。本书主要以《新疆赋》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集中校注，并兼及对徐松家世和生平的稽考，以及赋作撰写时间、流传版本、主要内容、特色价值等方面的阐述。
《新疆赋》文采飞扬，以极富韵律的赋，叙述新疆的历史沿革、州府建置、屯田盛况、各营驻防、边卫设置、马政概况、珍奇物产，最后盛赞清政府的化育之功。
目录
序言 /伏俊琏1
前言 /1
凡例 /1
孙馨祖序 /1
新疆赋 /2
赋序 /2
新疆南路赋 /3
新疆北路赋 /14
彭邦畴跋 /31
附 稿本题识 /32
校 记 /33
注 释 /37
参考文献 /208
后 记 /226
序言
伏俊琏
清王朝崛起于东北边疆，自入主中原后，接连用兵边陲，先后平定了云南、蒙古、西藏、新疆，形成了疆域空前广大的中华帝国。清朝的版图，实际上由三大块构成：满族地区，即广义的满州；汉族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三是蒙维藏地区，即今蒙古、新疆、西藏地区。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以这三大块的统一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不管是中原王朝，或者众多的其他民族政权，都属于中国的范围。十八世纪清朝的大统一，使朝野自上而下都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中国”疆域意识。《清史稿•地理志》这样写道：
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毯裘潼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向，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西北学”。王国维曾说：“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讲的道光咸丰间学术嬗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西北学的兴起。我们知道，道咸以来，我国西北边疆受到沙皇俄国和英国等帝国主义的觊觎与侵略，这种严峻形势刺激了当时的士人，尤其是一些贬谪西域的有识之士。被贬谪期间，他们考察了西北的山川地理、历史遗存、风土人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唤醒了沉迷于乾嘉考据之学的学者，以北京为中心，一批关注西北、研究西北的学者，师友相承、切磋讨论，洪亮吉（1746—1809）、祁韵士（1753—1815）、邓廷桢（1776—1846）、徐松（1781—1848）、林则徐（1785—1850）、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是其中的代表。光绪之后，余波不灭。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话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
徐松是嘉道之际西北学的代表人物。他被贬新疆八年，足迹遍布南疆和北疆，行程两万馀里，遍览天山南北的山川城邑，考察其建官设屯，旁及诸城舆图、民族部落，披览典籍，征诸有司，撰写了大量的史地专著。有关新疆的著作就有：《新疆赋》二卷、《新疆识略》十卷、《西域水道记》五卷、《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新斠注地理志集释》十六卷等。其中《新疆赋》是边疆舆地赋的代表，全篇洋洋洒洒鸿篇两万余言，以正文加自注的方式，对新疆南、北二路，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描绘。“南疆赋”，主要由葱岭大夫铺叙，包括沿革、城建、山川、民居、集市贸易、节俗等六个方面，最后盛赞朝廷对南疆的化育之功，曲终奏雅。“北疆赋”则主要由乌孙使者铺叙，包括北疆的沿革、建置、屯田、驻防、边卫、马政、物产等七个方面，最后盛赞清廷化育之功，并凸显乾隆帝平定北疆的武功盛业，从而借以驳倒葱岭大夫、压倒南疆。真可谓用如椽巨笔撰成的鸿篇巨制。
清代的边疆舆地赋创作蔚然成风，是多民族中华民族形成的伟大气象在文学上的集中表现。徐松为他的老师英和的《卜魁城赋》所作跋文中说：“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泰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此外，张澍《天山赋》，吴兆骞《长白山赋》，王必昌、徐德钦、洪繻等人同名的《澎湖赋》，王必昌、林谦光、高拱乾等人同名的《台湾赋》等，皆以鸿篇巨制和独具边疆地域及民族特色而为学人所注目。这类赋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洋溢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时代自豪感。徐松是待罪之臣，贬谪新疆，可是他不囿于个人恩怨，在赋中始终充溢着对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热情和自豪。徐松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又是卓越的词臣，所以对天山南北的奇丽境象，能用神奇的笔触和优美的诗意呈现出来。《新疆赋》所描述的异于内地的地理环境、自然风光、民族民俗、宗教政令、矿藏物产等，无不给人以新鲜新奇之感，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和强烈的向往。也正是这个原因，《新疆赋》问世以后，就竞相传诵，影响久远。在中国赋史上，以《新疆赋》为代表的边疆舆地赋鸿篇巨制，真正体现了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宏伟壮观，尤其是那一幅幅边陲风俗画面，汉唐宫廷赋家不能望其项背。当然，作为文学，边疆舆地赋因过多征引实物，炫博堆砌，饾饤琐碎，影响了赋的审美艺术，也给读者造成了诸多文字障碍。
2011年，李军同志在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徐松及其<新疆赋>研究》。选题确定后，我要求他精读《新疆赋》，并能粗略校注一遍，等于文本细读。因为《新疆赋》加上徐松的自注，近两万多字，涉及新疆的山川地理、历史沿革、民情风俗、民族宗教等，可以说是新疆的百科全书。要详加考释，博士期间是完不成的，学养和时间都不够。李军同志下了很大的功夫，撰写学位论文的同时就完成了《新疆赋校注》的初稿。毕业后，他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但《新疆赋校注》工作一直没有停止。2000年，又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的资助，为完成这部书稿，李军同志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对徐松的生平著述用力最勤。这是要充分肯定的。
我曾建议，研究《新疆赋》，一定要到新疆走走，走一趟不够，要考察多次。徐松走过的大致路线，《新疆赋》描写的著名文化古迹、山川要道，应当进行考察。记得著名学者冯其庸1989年秋考察新疆前，来到西北师范大学，当时的校长王福成教授（古代文学专业）在家里做饭招待冯先生。王老师让我帮他倒酒端菜，胡大浚老师、赵逵夫老师也在座。冯先生豪爽，喜欢饮酒，不多时，已经微醉。然后展开宣纸，一张一张作画写字。他画的最多的是螃蟹，不用几笔，一个个惟妙惟肖的螃蟹似乎蠢蠢欲动，然后提笔写“看你横行到几时”，意趣盎然。冯先生问我学位论文做什么，我说是写《史记》的文学性。他连声说研究《史记》好，然后告诉我说：我虽是《红楼梦》学会的会长，但我最熟悉最喜欢的书是《史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读古书，身临其境很重要。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202年，项羽被汉军围困于垓下，四面楚歌。项羽力战脱身，因深感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便在乌江岸边自刎而亡。我经过通读《史记》全书，并多次实地考察，认为项羽是在东城自刎而死的，东城离乌江有200多里路程。《玄奘传》的前五卷记玄奘西行前情况和西行十九年的经历，写得生动感人，是中国优秀的传记文学，可惜文学史上讲得很少。冯先生说：我已经去过几次新疆，以后还要去多次。我是重走玄奘之路。确实，从那之后的二十多年，冯先生身体力行，近十次前往大西北进行学术考察。他三上帕米尔高原，两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绕塔里木盆地整整走了一圈。而玄奘取经之路，以及西域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南北疆的特异地貌、特异风光，是他考察的重点。每次取道兰州，我们几位都要陪他到黄河边捡石头，有一年我们一起到临夏（古河州），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深入到古玩市场，先生收获了好几箱宝贝。大约1997年，冯先生在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考察，凭借着对《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相关描写的娴熟，他判断就是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他非常兴奋，当即用电报的形式给当时的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赵逵夫教授报告喜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学问乐趣，就是这么得来的。
王兆鹏先生研究宋词，提出要回到古诗词的“历史现场”。我深有同感。杜甫的《阆山歌》《阆水歌》我早年就背诵过，2019年，我和友人在阆中嘉陵江边一边喝茶一边欣赏风景，看着嘉陵江清澈见底的水，看着太阳照耀在江面闪烁的粼粼波光，看着对面玉屏山上松林，清风徐来，蓝天白云，真是惬意。此情此景下再读老杜的诗句：“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一样的诗句，不一样的感受。那天的老杜，肯定心情非常高兴。面对江水、青山、松涛、日出、白云、巴童、水鸡，他的眼睛像摄相机一样，从下到上，从近到远，细细地扫描。“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快乐，此时此刻的我，也体会着老杜一样快乐。
如果把现场考察与校注结合起来，《新疆赋》的研究肯定更上一个台阶，这是寄希望于以后的工作。
是为序。
2022年8月16日
前言
一
徐松（1781-1848），原名志松，字梧冈，后改名松，字孟品，号星伯（一作字星伯，号孟品，或仅通作字星伯）。其原籍为浙江上虞（即绍兴府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本人系管溪徐氏十七世孙，行九。管溪徐氏以曹娥江支流管溪而得名，为上虞乃至江浙一带的名门望族，世居下管乡（今绍兴市上虞区下管镇），自宋元以来，贤达辈出。而徐松直系一支，至其高祖徐骧（1632-1707），因山贼为患，于顺治五年（1648）避入会稽郡城（即绍兴府城，今绍兴市越城区），寻又迁居山阴万安坊（在今绍兴市柯桥区）。再至其祖父徐肇南（1713-1792），因早失怙恃，兼之家贫，于弱冠之岁（1733）前往广西那地（即庆元府那地州，治今广西省南丹县），投靠时任州判的堂兄徐绍南（1685-1741），然终为生计所迫，后又于乾隆十年（1645）举家侨居京师。徐肇南生有五子，分别为徐立纲（1734-1803）、徐立民（1738-？）、徐立位（1746-1811）、徐立本（1751-1832）、徐立朝（1755-1828），其中立纲与立民生于那地，而立位等生于京师。徐松祖上四代以来，均未获过功名，故家道日衰，直至其父辈时，方接踵通籍，尤其是伯父徐立纲，两任安徽学政，记名御史，遂重振家门，光宗耀祖，然唯独父亲徐立本，终生未得功名。徐立本生有四子，分别为徐松、徐棠（1798-1814）、徐棨（1800-1816）、徐桐（1808-1830）。
徐松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初九生于京师，后入籍顺天大兴（即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遂为大兴人，家住宣武门南大街。五十三年（1788）八岁时，他曾在安徽姑孰使院受书于桐城派传人左眉（1740-1820），但未几而归京，旋又问业于骈文大家钱塘吴锡麒（1746-1818）。次年（1789）九岁时，应童试、入邑庠，后又相继于嘉庆五年（1800）弱冠中举、 十年（1805）高中进士，并以淹雅儁才而为大学士董诰（1739-1818）乃至嘉庆帝所赏识，十四年（1809）被派入全唐文馆、次年（1810）又进入文颖馆。公务之余，他陆续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诸如《中兴礼书》、《宋会要》、《河南志》等珍贵文献，并以其深厚的考据功底，开始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学术著作。十五年八月，徐松又蒙嘉庆厚望，而立之年便督学湖南，然次年（1811）十一月，旋即为礼科给事中赵慎畛（1761-1825）所纠，最终以“卖书渔利”等罪名，被发往新疆效力赎罪，是为后世所称“星伯学案”。十七年（1812）五六月间，徐松从长沙直接出发，狼狈奔赴新疆，于十月间抵达戍地伊犁。其戍馆，位于惠远城南门宣闿门内向西走南墙下的第三舍，名之曰“老芙蓉庵”。在遣戍期间，徐松先后受到历任伊犁将军晋昌（1759-1828）、松筠（1752-1835）和长龄（1758-1838）等人的器重，并于二十年（1815）冬开始，对新疆南北两路展开实地考察。在历时八个多月返回伊犁后的二十一年（1816）秋，他着手重修松筠委托的《伊犁总统事略》，并在戍馆乘兴撰写《新疆赋》，又相继草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西域水道记》数卷。因受松筠照顾，徐松曾以废员身份充补伊犁铜厂缺额两年，从而获准在例定十年刑期内减免三年，以七年为满。后在晋昌等人奏请下，二十四年（1819）底，他终于接到赐环诏书，并于二十五年（1820）夏回到京师。十一月，松筠缮进《伊犁总统事略》，由新即位的道光帝赐名为《新疆识略》，而徐松本人也得以在年底受到召见，并因纂修之功而赏内阁中书。此后的道光年间，徐松一直专注于西北舆地，同时广交海内学人，被群推为“地学巨子”，“负重望近三十年”。晚年时，他又曾外任榆林知府等职，然终以遘疾而致仕归京，不久即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初一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葬顺天府昌平州雷家桥。
徐松有一妻一妾，妻为陈寿娥（1780-1825），妾为茹氏（生卒不详），生一子徐祖望（1804-？），曾中式顺天举人，充景山官学教习。徐祖望生有三子，然均不寿，而其本人竟亦先殁，以致在徐松身后，“亲族无存，老屋易主”。
徐松是清代嘉道之际一位学养丰厚、著述等身的学者。他以考据见长、以辑佚著称、以地学名家，还批校过《说文解字注》、《四六法海》、《赋钞笺略》、《杜工部诗集》及《元史》等，显示了其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多元的学术领域。在徐松的学术生涯中，考据是其最根本的治学方法，而罗致和考证各种金石文献，则尤为他一贯的兴趣所在，甚至可以说嗜奇成癖。至其最负盛名的地学，则独具传统考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优势，并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正好切合时代需要，也因此以其为中心，周围凝聚了程同文（？-1826）、俞正燮（1775-1840）、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6）、沈垚（1798-1840）、张穆（1805-1849）等大批地学名家，形成了盛极一时的西北学人群，乃至进一步促使边徼及域外地理学一度成为道光年间的显学。
徐松还是一位文名早著、才华横溢的文人。九岁参加大兴县童试，学使者金士松（1730-1800）奇其文，取入邑庠，补弟子员。二十岁参加顺天府乡试，阅卷官张问陶（1764-1814）得其文，大加叹异，遂举于乡。二十五岁参加会试，以第四十二名登乙丑科彭浚（1769-1833）榜进士，殿试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二名。三年后，又参加乙丑科散馆考试，以《江汉朝宗于海赋》而获一等一名，入值南书房，总司董诰以其淹雅儁才，心甚重之，一切应奉文字，皆出其手。不过，徐松早在八岁受书于蒙师左眉时，就曾表示“自兹专心考据，不复以文词见”，因此，他最终选择的还是乾嘉考据之路，而在传统诗文领域，也就未甚用力，至其身后，随着家道中落，平日诗文及藏书万卷，大都散佚殆尽。
二
明清以来，以描写边疆地区历史地理及风土民俗为主的边疆舆地赋，勃兴一时，蔚然大观。其中，嘉道时期蒙古和宁（1741-1821）的《西藏赋》、吉林英和（1771-1840）的《卜魁城赋》及大兴徐松的《新疆赋》等三赋，在各自问世之际，就备受推崇、广为传诵，后来在光绪八九年间（1882-1883），又由四川刻书家王秉恩（1845-1928）以其室号“元尚居”的名义，合斠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一书，从而成为公认的清代边疆舆地赋代表作。
而徐松所撰《新疆赋》，尤为时人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如彭邦畴（1781-1845）将其誉为与乾隆《盛京赋》及和宁《西藏赋》二赋“后先辉映”的煌煌巨制，至如张琦（1764-1833）、程恩泽（1785-1837）、沈垚等人，则更是交口称赞其为“千秋绝业”、“千古奇作”、“不朽之作”。
《新疆赋》的初稿，当撰写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冬之际。当时，徐松完成了对新疆南北两路历时八个多月的考察，返回到戍地伊犁，开始着手准备重修《伊犁总统事略》。在此基础上，又“撮其要领”，在戍馆“读书击剑，对酒狂吟，因作《新疆赋》也”，并邀请当时因土客分考案（亦称学额案）而被杖流伊犁的江西万载人孙馨祖（1742-1819）作序。二十四年（1819）年底，徐松在接到赐环诏书后，对嘉庆帝感激涕零，遂又将“诞发祥而流庆，钟运会于庚辰，今甲子之已复，闿帝夏与皇春”等语，硬生生地加进赋中。
《新疆赋》的稿本，今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一卷（善本编号□472），赋序钤“曾渡凌山”朱文方印，为徐松藏书印，卷前有孙馨祖序，卷后有彭邦畴跋，系徐松底稿清写本，其写定年代，当在道光二至四年间（1822-1824）。在彭邦畴跋后，还有道光五年（1825）八月至十二月陈嵩庆（生卒不详）、陈裴之（1794-1826）、张锡谦（生卒不详）、张琦等人的读后题识（据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前言）。
《新疆赋》的刻本，最早当在道光四年（1824）冬付梓，且在后来成为底本，不断以《西域三种》、《大兴徐氏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等名义而与《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一起广为影印或翻刻，如北平琉璃厂宝森堂本、北平隆福寺文奎堂本、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宝善书局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金匮浦氏静寄东轩《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上海鸿文书局本等（据朱玉麒著《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第二章）。另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史部·地理类》所记，还有《丛综》本、《丛综补续提要》本、《读经籍》本、《参考目》本、《重修清艺》本、《南大丛》本、《中边》本等。
而笔者所见《新疆赋》版本，藏于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者，一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6册影印的光绪七年辛巳（1881）正月读有用书斋本，但将彭跋移于孙序之后；二为王秉恩元尚居合斠汇刊的《西藏等三边赋》本，书名当为后人所题，一函二册，其中《西藏赋》与《卜魁城赋》合为上册，《新疆赋》独成下册，而据各赋前的牌记，可知分别斠刊于光绪八年壬午（1882）八月、九年癸未（1883）正月、壬午十月，是为元尚居本；三为光绪十年（1884）《畿辅通志》卷二百二十六《徐松传》中所录《新疆赋》，但仅有正文而无自注。藏于甘肃省图书馆者，一为上海鸿文书局石印《西域四种》袖珍本，二函八册，其中上函为《西域水道记》五卷，分三册，另有《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后附《新疆赋》，合为一册，下函为李光廷《汉西域图考》七卷，分四册，以“其、书、满、家”别之；二为所谓“徐星伯著原刻本”，实即道光四年刻本。此外，还有吴丰培辑、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以《民族古籍丛书》名义于1982年出版的《新疆四赋》清缮复印本，将徐松“南北两赋”与王大枢《天山赋》、纪昀《乌鲁木齐赋》合为一册。
至于《新疆赋》的整理本，目前所见则仅有朱玉麒先生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包括《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与《新疆赋》，由中华书局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名义于2005年出版。
三
从总体上看，《新疆赋》由《赋序》、《新疆南路赋》、《新疆北路赋》等三大部分构成，正文为主，自注为辅，规模宏大，兼容并包。全文凡20697字，其中《赋序》正文348字，自注586字，计934字；《新疆南路赋》正文2052字，自注5734字，计7786字；《新疆北路赋》正文3346字，自注8631字，计11977字。赋作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二人互相问答的形式，分咏新疆南北二路的沿革、城建、山川、民居、集墟、节俗、屯田、驻防、边卫、马政、物产等，并对清廷尤其是乾隆帝统一新疆的丰功伟绩进行了热情赞颂，充分彰显了其“导扬盛美”的创作主旨。
《赋序》总领全文，交代作赋的经过、原由、目的、构思等。
《新疆南路赋》主要由葱岭大夫铺叙，包括南疆的沿革、城建、山川、民居、集墟、节俗等六个方面，最后盛赞清廷对南疆的化育之功。
一是南疆历史沿革。赋作首先介绍南疆的回部，云其祖国为西方的墨克，后因朝献，才逐渐迁徙南疆一带。然后，从汉代开始叙述，直至清廷平定南疆。赋作涉及平定南疆的历史，主要是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758—1759）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用了大量篇幅，对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及战后南疆回部对清廷的朝贡作了宏大铺排，极力彰显了乾隆帝运筹帷幄的谋略。
二是南疆八城概况。赋作首先云“既通四译，爰建八城”，然后依次对疏勒、依耐、叶奇、和阗、永宁、阿苏、屈茨、焉耆等所谓“南疆八城”分别进行概括介绍，最后指出，此八城“咸统于哈喇沙尔，俾牧于裕勒都斯”。
三是南疆山川形势。赋作以哈喇沙尔为中心，分别从南疆的东、西、南、北、中等五个方位展开介绍。其东，有广安城；其西，有剑末谷、奔攘舍罗冈、铁门山、布哈尔；其南，有呢蟒依山；其北，有喀克善山，折而东又有凌山；其中，有南河、北河、树枝水、达利水，四水交贯，合为塔里木河，还顺及阿克苏北的阿尔巴特水、哈喇沙尔的海都河，并指出上述南疆诸水，最终归于罗布淖儿。这部分叙写，将南疆错综复杂的山川地理情势，绘制得有条不紊，清晰明了，如在目前。
四是南疆民居园圃。南疆的民居，极具地域和民俗特色，如“菆居艽处，桑枢柳樊，瓜庐凿牖，曲突当门”，最为别致之处，则是“亭倚长杨之树，家临沙枣之园”。至于农家园圃所产，赋作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繁复罗致，令人眼花缭乱。
五是南疆集墟盛况。南疆地处西北边陲，八方辐辏、百物交汇、琳琅满目、热闹非凡，极富西域特色。而南疆的集墟，最热闹的就是每年岁首第七日“阿杂那日”这一天，“其市曰巴咱尔”。因此，赋作紧紧围绕“巴咱尔”而展开，并以“七日为墟，百物交互，征逐奇赢，奔驰妇孺”进行高度概括。
六是南疆宗教节俗。主要是南疆回部的年节，赋作抓住这一点，集中铺叙其“逢正岁，度大年”的盛况。
最后，以清廷任命的代理人如世家、伯克等为主，盛赞其在南疆的化育之功，曲终奏雅。
《新疆北路赋》则主要由乌孙使者铺叙，包括北疆的沿革、建置、屯田、驻防、边卫、马政、物产等七个方面，最后盛赞清廷化育之功，并凸显乾隆帝平定北疆的武功盛业，从而借以驳倒葱岭大夫、压倒南疆。
一是北疆历史沿革。首先是乌孙使者在听完葱岭大夫对南疆的铺叙后，站在所谓“圣天子”的立场上进行驳斥，从而引出北疆的历史沿革。赋作自汉唐开疆辟土以来，一直叙写到清代对北疆的彻底平定。而平定北疆，历经康雍乾三朝，费时67年，实属不易。因此，这部分的篇幅更长，可以说浓墨重彩，洋洋洒洒。
二是北疆州府建置。赋作大致自东而西，依次叙写北疆各州府尤其是重镇的建置概况。这部分以镇西府、迪化州、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北疆“四大重镇”为中心，而统领于所谓“翼翼乌孙，新疆之柢”的“总会之区”即伊犁地区，并以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为中心，集中描述其城建、政教、机构、市肆等，以突出其在全疆的中心地位。
三是北疆屯田盛况。屯田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中央政权借以维持新疆管制的重要经济基础，其战略意义非同凡响。因此，赋作首先提纲挈领点出屯田的重要性，即“禄糈焉筹，兴屯是务”。接着，分别叙写营屯、旗屯、户屯、遣屯、回屯等各种屯田形式的概况。最后，以“屡丰接乎青黄，荒服臻乎富庶”盛赞清廷在北疆开展屯田的效果与成就。
四是北疆各营驻防。北疆的战略地位尤为显要，其西北东三面均与邻国（部）接壤，可以说维系着全疆的安危，也直接影响着清廷的有效管辖。而驻防北疆的军队，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八旗兵和绿营兵。因此，赋作首先指出“屹屹两营，实维驻防”。具体而言，主要有满营、绿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均在伊犁河北岸；还有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还有厄鲁特营，在伊犁东南、南山之阴。以上，总计六营，赋作就是从这六个方面依次展开叙写的。
五是北疆边卫设置。同驻防一样，边卫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清廷在北疆边境一带，曾经设立过众多的卡伦即大哨卡、申克即小哨卡。但到道光朝，由于缺乏有效管辖和经营，很多哨卡开始逐渐废弃，实际上已经起不了应有的作用。不过，在徐松遣戍新疆期间，边疆局势相对尚为稳定，问题也还没有凸显出来，故赋作对北疆的边卫以及边贸，均做了充分肯定。
六是北疆马政概况。赋作首先点明官方对马政的重视，接着集中以最能体现马政成就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名马为主，极力进行渲染和歌颂。
七是北疆珍奇物产。与南疆的园圃之产相比较，北疆的物产则更为丰富，更为广泛，也更为珍奇。因此，赋作极尽铺排炫砌，也更令人“荧听骇目”。
最后，分别从宪度与礼乐两方面入手，盛赞清廷在北疆的化育之功，亦曲终奏雅，并借乌孙使者之口，信心十足地对葱岭大夫提出批评，以压倒对方。
在赋作止笔之际，葱岭大夫表示心悦诚服，并再度曲终奏雅，顺势收结全篇，从而进一步升华“导扬盛美”的创作主旨。而所称颂的主要对象，当然是“如天覆育之圣人”的乾隆帝：“超四洲与四主，而莫得与比伦。”
四
清廷平定新疆，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历经康雍乾三朝，耗时几七十载，实属不易，厥功至伟。故而在乾嘉之世，赋写新疆，蔚然成风，可谓极一时之盛。至其著者，如全祖望《皇舆图赋》、朱筠《圣谟广运平定准噶尔赋》、纪昀《平定准噶尔赋》、罗学旦（一作纪昀）《乌鲁木齐赋》、刘豢龙《伊犁赋》、王大枢（一作欧阳镒）《天山赋》等。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徐松撰写的《新疆赋》，洵为翘楚，冠绝一时，既是公认的赋作精品，又被视为压缩方志，具有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
《新疆赋》对前代辞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就继承方面来看，概如“述主客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及曲终而奏雅、正文夹自注等等，而规摹司马相如《子虚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谢灵运《山居赋》之迹，尤为明显。其为人所称道者，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内容征实极强，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诚如马积高先生所言，“自左思提倡征实之后，后人也渐将让读者了解某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目的了”。而徐松本以考据见长，加之“南北两路，壮游殆遍”的实地考察经历，故其所撰《新疆赋》，句栉字梳，援古证今，体现出一种极强的征实性，于新疆之形势、沿革、勋伐、建制、民风、物产等，可谓包举巨细，有若指掌，从而以“俾地志家便于省览”。正因如此，《新疆赋》在问世之后，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和压缩方志来看待，并反复不断被征引和参考。但同时也要充分注意，《新疆赋》毕竟整体上属于文学创作，加之还存在各种舛误，因而与传统的史地著作，尚不能等量齐观。
其二，学科交叉明显，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前人论赋，曾言“赋兼才学”，又曰“赋兼众体”。而徐松的才学，早就为世人所公认，及其自西域归京之后，更是“文名日噪”，“以博雅名重一时”。可以说，在洋洋洒洒二万余言的鸿篇巨制《新疆赋》中，徐松得以大展身手，将其绝世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以至其师友在拜读之后，纷纷惊呼“千秋绝业，子云复生”，“班孟坚、左太冲之流，未足多矣”。同时，徐松以其自身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多元的学术兴趣，又使得本来作为文学创作的《新疆赋》，不但在描写内容方面极为丰富，而且在作品性质方面更加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学科交叉性。其所涉及的，不仅是赋体的文学特质，还包括史地学、文献学、语言学乃至民俗学、宗教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诸多方面，称其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创作，毫不过誉。而至于《新疆赋》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尚有待学术界在今后不断地持续进行挖掘和阐发。
其三，经世思想突出，具有强烈的时代文化精神。徐松所撰《新疆赋》，既充分彰显了强烈的盛世文化精神，同时又暗含着深沉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于清廷平定治理新疆的丰功伟绩和盛世气象，徐松可以说不遗余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而对于浩罕汗国及俄罗斯的觊觎野心，他又无不忧心忡忡，再三着意清廷与浩罕的历史交往以及北疆与俄罗斯交界处的复杂情形。而徐松这种留心边防、关注时务的经世思想，是与其前辈顾炎武等思想家一脉相承的，也是与其门生魏源等同时代文人学者紧密呼应的。
当然，通过《新疆赋》所体现出的徐松身上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旷达超人的态度、独成千古的志趣，更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诚如彭邦畴所言：
抑余于星伯，更有以观其微者。远适异国，昔人所悲。自来放逐之徒，其发为文章，大都反复以辨其诬，愤激以行其志，即或寓忧危之旨，写劳苦之词，亦令观者读不终篇，愀然掩卷。此其人皆返于中，而不能无所愧怍；求于世，而不能无所怨尤，故不得已而为此。若星伯之兀兀铅椠于殊方绝域之地，宣皇风而扬盛轨，以成其独有千古者，其志趣固已过人远矣！且并其当日之所以获戾者，亦不待辨而自明矣！世之览者，惜其才，悯其遇。能大昌其所学，俾得由丝纶之地，重登著作之庭，则高文典册，藉以黼黻升平，其表见更当何如耶！
后记
本书为教育部202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三边赋》整理与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我于1999-2003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于2003-2006年推免攻读上海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选择的研究方向是唐传奇，学位论文是《<甘泽谣＞研究》。2006年参加工作之后，又获批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甘泽谣》整理与研究”，并于2013年出版了《<甘泽谣>评注》一书。其间的2011年，我开始攻读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导师伏俊琏先生指导下，研究方向也就逐渐由唐传奇转向徐松及清代边疆舆地赋。
对于徐松，我是怀着由衷的崇敬之感、深挚的惋惜之情进行了解和研究的。他的一生，是学术上极其辉煌的一生，但又是命运多舛的一生。在学术上，徐松著述等身，负重望近三十年，不但被海内学人推为“地学巨子”，还被龚自珍视为继同为大兴籍的朱筠和翁方纲之后的一代“宗工”；而在命运上，徐松不但遭遇“星伯学案”，且其妻陈寿娥素患气逆，动辄晕厥，险怪万状，年仅四十有七，即撒手人寰，他晚年还因京官俸禄微薄，不得不请求外任，其间又有千般委屈，万般无奈，而最终，独子徐祖望也先他而殁，竟落得亲族无存，真令人唏嘘不已！
徐松生平的相关资料，我主要参考的是《清史列传》《清国史》《畿辅通志》《大清畿辅先哲传》《徐星伯先生事辑》《星伯先生小集》等，还有今人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及其所著《<西域水道记>》与徐松研究》等。此外，我还于2015年有幸得到时任上虞图书馆副馆长的葛晓燕女士的热忱帮助，她惠寄了由徐遇春等纂修的光绪丙申（1896）木活字本《管溪徐氏宗谱》的全套光盘。因此，才得以对徐松的家世有了更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和发现，也得以纠正长期以来关于其生平文献记载及研究成果的若干含混乃至错误之处。
关于清代边疆舆地赋尤其是《新疆赋》的研究，我主要参考的是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涂怡萱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边疆舆地赋研究》，还有朱玉麒先生整理的《西域水道记（外二种）》。而对《新疆赋》的整理与校注工作，早在2011年11月我攻读博士研究生伊始就已着手，至2014年3月完成初稿，并曾作为学位论文《徐松及其<新疆赋>研究》的一部分，但因当时的注释过于烦琐，故而在答辩时将其移除。其后至今，我一直断断续续反复进行修改，相比起初稿来，明显精简和优化了不少，但总感觉还是存在不少遗憾，而最主要的，就是至今也未能亲历新疆，可以说心向往之，甚至魂牵梦绕，但终究力所不逮，呜呼奈何！更何况对于维吾尔族语言文字、对于医学等，我是一窍不通！这种情况下，我也确实自觉气短，惶恐不安。正因如此，我在这里要诚挚道歉，并敬请读者谅解，也期待今后能够指出问题，多加帮助。
本书承蒙我的博士生导师伏俊琏先生于百忙之中作序，特此申谢！我的一点一滴的进步，都离不开先生的悉心指导和温暖鼓励，尤其是他老人家身上的那种伟岸的精神指引。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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