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豔：《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
本文原载：《敦煌學》2023年8月第39期，第193-229頁。
作者简介：張小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摘 要： 敦煌文獻中保存有一批佛傳故事類寫本，其中《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在內容、情節上大同小異，小異之中表現出一些特徵：一、《押座文》《解座文》並非《太子成道經》所原有，而是在俗講中根據講唱需要製作的儀式文本，可以靈活地拆卸、組裝，由此形成講唱文本“流動不居”的特點。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中“解説義段”的內容，表明法師在講唱活動中處於主導的地位。三、《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尾部的情節較《太子成道經》曲折繁複，突顯出《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敘事文體的典型特徵。四、《悉達太子修道因緣》散體敘説的行文要求，促使講唱者將《太子成道經》中的韻文删改成散文，使文本呈現出“韻文散體化”的趨勢。性質上，《太子成道經》係名副其實的僞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則是依據這部僞經改編而成的講唱佛傳故事的因緣類作品。敦煌文獻中不少俗文學作品都由疑僞經改撰而成，佛教疑僞經可謂俗文學作品創作的“活水源頭”。
關鍵詞：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疑僞經;佛傳
一、引言
上世紀初，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六萬餘件敦煌寫本和少量刻本中，保存有一批“變文”類俗文學作品。其中不少都帶有佛教的印迹，與當時流行的“佛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譬如其中的佛傳故事類作品，絶大多數取材於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1]。校讀整理這批作品時，筆者發現其文本在流傳的過程中，呈現出“流動”和“組裝”的特點，同一故事內容往往被“改編”成不同的文本。如《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2]，二者內容、情節大同小異，主要講述釋迦牟尼的本生故事和今生從託胎到出家證道的行迹，但前者稱“經”，後者名“因緣”，它們之間究竟是什麽關係呢？本文擬以此爲例，來探討《因緣》對《經》的改造細節，從中揭示寫本時代俗文學作品的生成過程，以及佛教僞經在其中扮演的基底性角色。
二、研究述評
百年來學界有關《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搜集整理、文獻考述研究兩方面。
文本搜集整理方面，1932年，向達首次據BD6780（北8436；潛80）對《太子成道經》進行錄文，擬題“俗文佛本行集經（潛字八十號）”[3]，由此揭開了學界對《太子成道經》文本校錄的序幕。1933年，矢吹慶輝將S.548V所抄《經》題爲《太子讚》，並迻錄卷首押座文的前十五行和卷尾“長興伍年”的題記[4]。1937年，許國霖又對BD6780進行錄文，擬題“佛本行集經變文”，首次將《經》定爲“變文”[5]。1954年，周紹良將向達校錄本收入《敦煌變文匯錄》，改題爲“佛本行集經變文”[6]。1957年，王慶菽首次以P.2999爲底本、參校S.548V、S.2682V、S.2352V、P.2924、P.2299、S.4626、BD6780等7件寫本，對《經》做全面的校錄，指出“此故事乃根據《佛本行集經》演繹”而成[7]。1983年，潘重規在核對原卷的基礎上對《變文集》的錄文和校勘進行拾遺補缺，以“規案”的形式補校異文、糾正疏誤；並以龍谷大學藏卷爲底本，參校S.3711V、S.5892兩件異本和S.2682V、S.2352、S.4626三件《經》本，第一次對《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做精詳的錄校[8]。1987年，周紹良以P.2999、BD7676（北8444；皇76）爲參校本，重新整理《因緣》[9]；1989年，他又將《因緣》的整理本納入《敦煌變文集補編》，並在書末附列原卷黑白圖版，爲學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10]。1997年，黄征、張涌泉在吸收學界先行成果的基礎上，重新對《經》和《因緣》做了全面詳實的校注，整理本次年又改訂編入《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中[11]。此外，蔣禮鴻及其他一些學者曾就上述整理本中所載《經》和《因緣》的部分字詞進行校讀考釋[12]，糾正了整理本中一些誤錄、誤校及失校之處，廓清了相關的誤解和歧解。
文獻考述研究方面，1933年，矢吹慶輝推測《大周刊定眾經目錄》所載《太子成道經》，也像《如來成道經》之類，與《太子讚》（筆者按：即S.548V《太子成道經》）都是假託的佛傳類僞經，首次指出《經》係“僞經”之性質[13]。1950年，那波利貞首次對《悉達太子修道因緣》的行款、內容、價值等作概略的介紹、説明，認爲該卷首尾完整，係世間唯一的史料價值最高的《因緣》寫本；還迻錄紙背所題“大智度論釋經學空不證品第六十、卷第七十六”及“于闐册禮磐若先排使張宗澣留殘此本”等二行文字，並附列該卷首、尾兩幅圖版，爲學界提供了全新的資料[14]。1970年，邱鎮京據S.548V尾題確定《經》文抄於934年，推定其著作年代“應不晚於後唐明宗之前”[15]。1971年，金岡照光對《經》、《因緣》及相關的讚文、押座文等18件寫本的外觀、內容、抄寫形態及著錄、研究情況等作詳細的解説[16]。同年，饒宗頤首次錄校S.2440V1所抄《經》之吟詞，認爲它是“表演《太子修道》之歌舞劇”的唱詞[17]。1972年，羅宗濤從題材、用韻、語體、儀式和時代等方面對《太子成道經》作全面周詳的考察研究，認爲《經》並非以某經爲主，而是僧徒隨意拾取釋迦生平成篇；推定《經》的成文當出晚唐以後[18]。1984年，金泰寬詳盡考察了《經》的佛典來源，指出《經》是對《佛本行集經》相關內容的濃縮而略有改變，據納妃所用“金指環”之事考證《經》本的成立當在長安三年（703）之後[19]。同年，任半塘也對S.2440V1所抄《經》之吟詞作了校訂[20]。1986年，周紹良指出悉達太子修行成道故事，有“講經文”和“説因緣”的不同：講經文即《太子成道經》，釋藏中並無此經，乃杜撰此名以應講經之需，卷尾所題“太子成道經一卷”未必是最初原卷所有，當改題爲“本師釋迦牟尼求菩提緣”；説因緣即《悉達太子修道因緣》，認爲《經》與《因緣》字句全同，僅尾部有别，推定《因緣》成立於晚唐或五代[21]。同年，白化文認爲《太子成道經》在細節上與《佛本行集經》有較大出入，是俗講僧人化合諸經，結合中國歷史故事和民俗風習，自由創作而成，因其創造的成分很大，故自稱爲“經”；並指出S.2440V1所抄十二段“吟詞”，是對《經》中吟誦的摘錄[22]。1987年，李正宇對S.2440V1所抄韻文作了校釋和評述，擬題“釋迦因緣劇本”，認爲此卷係晚唐時期講述釋迦牟尼從出生到出家證道的獨幕劇本，是從變文《太子成道經》脱胎出來的新品種[23]。1989年，曲金良對李文的校釋和重點討論的“隊仗白説”“臨險吟”“老相吟”等關鍵詞進行辨正，認爲該卷並非“劇本”，而是從《太子成道經》中選摘抄錄並附加小標題的“韻語吟詞”，應擬題爲《〈太子成道經〉韻抄》[24]。1991年，歐陽友徽認爲該卷其實是據《太子成道經》改編成的以舞隊爲主體、進行分角色表演故事的歌舞戲演出脚本[25]。1992年，羅宗濤據《太子成道經》的後題爲《悉達太子讚》，認爲“經”等於“讚”；又以唐代佛寺中的變相常稱“某某經變”，懷疑《太子成道經》爲《太子成道經變》的省略[26]。1995年，曲金良分析了《經》與《因緣》在敘述上不同：前者鋪敘故事重在宣揚佛教的“經”理，後者則是爲了“尋成佛之因由”而生發出來的“緣”因[27]。1997年，黄征、張涌泉將S.2440V所抄吟詞擬題爲“太子成道經吟詞”，稱該篇“乃抄撮《太子成道經》變文或《八相變》中吟詞而成，是一種節本，旨在供變文演説時配合吟唱者執以吟唱，與後世獨立構思創作的有完整情節的劇本不同”[28]。1999年，伏俊璉認爲當變文中不稱引佛經，重點鋪敘描繪有趣熱鬧的故事時，就可以稱“經”，如《太子成道經》，佛經中雖没有以“太子成道經”爲名的原典，但還是保留了“經”的稱謂[29]。
2000年，陸永峰對《經》和《因緣》的內容、情節、字詞及散文韻語的運用作了精細的考察，發現二者情節大同小異，行文和具體字句也都相似，《因緣》較《經》表現出語言通俗化、韻文散體化、情節曲折化等特點[30]。2004年，胥洪泉對《經》中“右脇出身胎”“袖中生”“九龍吐水”“三從”等文化觀念進行探討，揭示出其中藴含的本土與外來的特殊因素[31]。2005年，俞曉紅比較了《經》與《因緣》的佛典來源和故事情節，指出《因緣》較《經》的韻文減少而散文增多，體現出變文逐漸從講唱文學走向閲讀文本的接受過程；《因緣》內容比《經》豐富，《經》應早於《因緣》出現[32]。2010年，荒見泰史指出《因緣》與《經》及其相關寫本在題名與內容細節上雖不盡相同，但主要情節大致相同，二者文字上共用了不少句子和韻文，認爲《經》的出現在《因緣》之後，《經》是從《因緣》發展而來的[33]。2011年，高國藩就《因緣》中顯示的世俗化和中國化內容進行考察，指出《經》對印度故事作了脱胎换骨的改變，將真實的佛陀傳改編成中國民間佛教的神化故事[34]。2013年，喻忠傑、劉傳啓分析了《經》與《因緣》的故事情節，認爲李正宇將S.2044V1定爲“釋迦因緣劇本”最接近其本來面目[35]。2015年，郝春文指出S.2044V1的內容除“吟詞”外，尚有“隊仗白説”“大王吟”等確定“吟詞”唱誦者以及“迴鸞駕却”規定場景及動作的按語，表明本件具有演出脚本的功能，據以擬題爲“釋迦因緣演出脚本”[36]。2015年，張涌泉對新發現的四件與《經》相關的寫本作敘錄，包括一件押座文（P.2091V）、一件正文（Дх.2114）、一件解座文（Дх.6258）及一件存疑的變文（Дх.1225）[37]。2016年，黄唤平考出P.3128V所抄《太子成道經》解座文，實爲《妙法蓮經講經文》的解座文[38]。同年，蔣勤儉從《經》文所寫浄飯王夫婦求子的場景中尋繹出敦煌民衆日常求子的風俗[39]。此後，李毓琳就《經》與《因緣》中體現的中國化、世俗化的故事情節做了考證[40]。2017年，劉秋蘭對八件《經》和四件《因緣》寫本做詳實的敘錄、研究，指出《因緣》與《經》除開頭的押座文和結尾處世尊解救耶輸母子火難的情節不同外，其餘大抵近同[41]。同年，張家豪指出《佛説如來八相成道經》與《太子成道經》所述本生故事十分相近，二者或有因襲、或同源[42]。2018年，譚茹考出P.3128V所抄韻文爲《太子成道經》的解座文，首次將該卷與S.2682V綴合成一件首尾完整的全卷；認爲《太子成道經》係據《佛本行集經》演繹的變文故事，雖以“經”命名，但從句式、押韻、題材、結構看，它並非經文或講經文，而是一篇情節完整、故事生動的講唱“變文”[43]。
不難看出，經過幾代學人一個世紀的孜孜努力，學界對《太子成道經》和《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及其相關寫本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出現了精心校錄、不斷修訂、日臻完善的整理本，爲學界的研究奠定了較爲堅實的基礎。同時，前賢還從題材、內容、情節、用語、文本形態、作品屬性、講唱藝術及其創作、抄寫時代等方面，對《經》和《因緣》做了比較全面深入的考證研究，基本弄清了《經》與《因緣》的題材內容、情節結構及其散韻結合的講唱特徵，大體考明了其成立和流行的時代，揭示了寫本時代文本形成中的多樣性和靈活性，如讚文可充作押座文，獨立成篇；《經》中的吟詞或摘錄單行等等。
然而，其中也還遺留有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有待深究，如《太子成道經》，作爲《敦煌變文集》所收87種俗文學作品中唯一以“經”自名的“變文”，它究竟是“經”還是“變文”？它怎麽形成的？它的內容情節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大致相同，但其題名却顯出“經”與“因緣”之别，這種差異的具體表現是什麽，其間的關係怎樣？本文嘗試對上述問題做一點粗淺的探討。不妥之處，祈請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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