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阐发

馮婧 | 法國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與新進展

作者簡介：馮婧，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二十世紀初流散至巴黎的敦煌寫本孕育了法國的敦煌學。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法國學者涉足敦煌學的各個子領域，其中頗有成就的一個方面即對敦煌寫本物質性（materiality）的研究。本文將概述法國敦煌學界對中國中古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溯其產生的學術土壤，並介紹近年重要學術成果。本文認為法國學者對寫本物質性的關注與歐洲書志學、寫本學的研究傳統息息相關，其研究深受歐洲學術大環境的影響。近年，法國學界圍繞敦煌寫本的實物特徵展開了集中研究。他們在這一領域做出的努力，對於敦煌學、中國書籍史、寫本學研究皆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敦煌學、法國學術史、物質性、寫本學、書志學

一、     前言

二十世紀初敦煌寫本流散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範圍內的研究熱潮。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海外學界依賴這批材料開展編目、研究工作，在敦煌學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中法國學者的貢獻尤為矚目。1908年，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抵達敦煌，將6000餘卷寫本和200餘幅畫卷長途跋涉運往巴黎。藉助這批數量龐大、種類豐富的資料，法國學者迅速攀升至這一國際顯學的領軍地位。他們的足跡遍佈敦煌學每一個重要的子領域，如宗教、經濟、文學、文書學等。至今，法國仍是海外敦煌研究的重鎮之一，學術力量不可忽視。

法國敦煌學界做出的貢獻，已有不少學者撰文介紹。[1]而本文關注的重點，是法國學者對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物質性」（materiality）是近年傳入的新名詞，其在西方多用於表示文化產物的物質特性（physical properties），關注物質特性對文化產品的生產、傳播、使用等方面的影響。近十年西方書志學、寫本學研究中，[2]「物質性」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流行語之一。學者的目光逐漸由文本轉向其物質形態，如文字載體（例如動物皮和紙），寫本的形制（例如卷軸、冊頁）及其內部結構、裝幀方式、界欄、頁面佈局、裝飾與插圖等，並嘗試通過調查寫本的物質特徵，復原寫本的製作、流傳與閱讀，探索其社會層面的影響。然而，將文化產品視作物質實體的研究視角，並非二十一世紀的產物，實際上已有百年歷史。從二十世紀初開始成長的分析書志學（analytical bibliography），至二十世紀中葉法國年鑒學派倡導的「新書籍史」，以及近年從歐洲擴展至全球的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3]這些學科關注書籍「非文本」、「物質性」的方面，帶動的研究風潮早在上個世紀席捲歐洲，也影響了身處法國的漢學家，為他們研究案頭的敦煌寫本帶來了啟發。

過去法國學界對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在學術史介紹中僅佔有限的篇幅；相關成果多使用法語發表，一些重要論文和專著尚未被翻譯成中文或英文，未能引起學界足夠重視。近年，中國寫本物質性研究呼聲漸起，會議與工作坊接連不斷，同樣成為了中國寫本研究的熱門話題。法國學界在這一領域的新進展與中國學界遙相呼應。兩者的對話交流，或許能為中國寫本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出於以上考慮，本文將重點關注法國學界對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回顧其發展歷史，介紹近年新成果，並嘗試在歐洲書志學、寫本學的大傳統中闡釋其生發土壤與學術意義。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概述2009年以前法國學者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將使用個案分析探索其產生的學術土壤；第三部分將介紹近十年法國學界在這一領域的新進展。

二、概述：1908-2008

法國敦煌學的發源，追溯至伯希和的西域探險。1908年，他抵達敦煌藏經洞，開始驗視洞窟藏書，並在一封寫給資助者埃米爾‧塞納爾（Émile Senart）的信件中匯報了洞窟狀況。在這份報告中，伯希和表現出對寫本紙張、外在形態和頁面佈局的關注。他提及不同類型的文本用紙不同，記錄了卷子本的形態，指出多樣的梵夾裝體現了「異域風格和尚不成熟的模仿」，還注意到以字體大小區別正文和注文的書寫方式。他認為藏經洞的發現「有利於中國書籍史的研究」，並指出發現的印本對於中國印刷術起源研究的重要意義。[4]這封信提供了對於敦煌寫本物質形態的早期印象與直觀描述。其後伯希和繼續有中國印刷術的研究，寫作的劄記以遺著的形式出版。[5]但在寫本物質性方面，未展開系統研究。

較早的對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系統記錄，是瑪塞爾‧拉露（Marcelle Lalou）1939至1961年相繼完成的三卷本《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注記目錄》（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Bibliothèque nationale）。這份目錄詳細記述了敦煌藏文寫本的內容和外觀，其實物描述包括寫本形制，葉數，尺寸，頁面佈局，墨色，裝飾，邊角裁剪，紙張顏色和質地，孔洞數量、位置和形態，寫本發現時已有的修補等。[6]而集中體現法國學者相關成就的，是系統而漫長的法藏漢文寫本編目工作。《敦煌漢文寫本目錄》（Catalogue des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如今已出版的部分在物質性描述方面的精細有目共睹。其記錄的內容涵蓋頁面佈局，書跡顏色，寫本形制與結構，紙張的品質、顏色與簾紋，裝幀方式等，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

這項成就並非一蹴而就，而是編寫者長時間根據積累的經驗和學界前沿調整、完善編目工作的結果。在正式編目工作開展之前，伯希和、那波利貞、王重民等人已有一些編目成果。他們的工作重心是寫本內容的辨識和文本研究。對於法藏漢文寫本系統的實物描述，是從1955年開始的。在《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一卷的前言中，杜乃揚（Marie-Roberte Guignard）提到從1955年起，根據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編目準則，他們開始添加寫本的實物細節。這項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和指導者為杜乃揚，參與者有當時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的隋麗玫（Marie-Rose Séguy），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魏普賢（Hélène Vetch）、吳其昱和左景權。[7]在他們的努力下，第一卷目錄除了記述寫本的內容和文書學特徵，還增添了寫本形制、葉數、尺寸、紙張品質和顏色、保存狀況等信息。[8]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卷的簡介中，編寫者將目錄內容區別為「內容描述」（contenu/description scientifique）與「實物描述」（aspect/description matérielle）。文書學（palaeography）的相關特徵，如避諱字、武周新字，和一些今天被歸為實物寫本學範疇的方面，如墨色、行款、界欄等，皆歸於前者。[9]只有寫本形制、葉數、尺寸、紙張，才被定義為「實物描述」。可見，《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第一卷採用了較為狹義的物質性定義。

在後續多年的編目工作中，對於目錄框架的調整並未停止。編目者不斷嘗試應用更科學、嚴謹的描述方式，以準確地呈現寫本的樣態。在第四卷的前言中，蘇遠鳴（Michel Soymié）對紙張描述的改進做了說明。在戴仁（Jean-Pierre Drège）的啟發下，目錄添加了兩項新數據：紙張的厚度和每釐米簾紋的條數。[10]前者不再使用薄、厚等粗疏的表達，而是用千分尺測量實際厚度；後者也不再使用「非常顯眼」（très apparentes）、「不容易看清」（à peine visibles）和「細」（fines）等非量化表述，而是記錄每釐米的簾紋數。同時，目錄還淘汰了「簾紋紙」（papier à vergeures）這個表達，因為它錯誤地暗示了目錄所載的寫本的紙張存在沒有簾紋的情況。最後，考慮到修復工作對紙張厚度測量的影響，目錄還對寫本的覆網和貼裱作出說明。[11]第五卷目錄則引入了孟賽爾顏色系統的編號，對紙張色彩的表述更為精准。[12]可以說，《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的編寫本身便是一部編目史，數十年間探索而得的實物描述經驗是寫本編目學的寶貴財富。

同時，《敦煌漢文寫本目錄》的編寫也促使一部分學者進一步思考寫本物質性相關的課題。以蘇遠鳴為例，他在〈敦煌漢文寫本的斷代〉一文中，以編目工作為出發點，提出敦煌寫本斷代可依據的外部特徵和內部特徵，指出應利用寫本的行文佈局和文書學特徵協助斷代。[13]在第五卷目錄前言中，他還提到法藏敦煌寫本的紙張因修復處理顏色改變。若對比同一寫本的不同殘片的色差，將會很有意思。[14]

另一位在敦煌寫本物質性研究上做出重要貢獻的是法國學者戴仁。其相關研究可歸納為三個方面：一、對於寫本形制的研究。關於敦煌寫本中的冊子本、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等，戴仁皆撰有長文。在探討過程中，他非常重視不同寫本形態之間的傳承關係，以及抄本和印本之間的互動。[15]二、對於敦煌寫本紙張的研究。戴仁曾通過科學的測量手段記錄了四百餘份有紀年的寫本的紙張特徵，分析不同時代不同類型文本紙張的使用模式，並嘗試將分析結果應用於未有明確斷代的寫本，推進斷代和辨偽工作。[16]關於敦煌寫本紙張的纖維和顏色，亦有相關論文發表。[17]三、對於敦煌寫本插圖的研究。戴仁曾系統研究敦煌寫本中不同類型的插圖，探討圖文互動關係，關注書籍形制、生產方式變化對圖文關係的影響。[18]戴仁早期文章的具體內容在過去法國敦煌學術史的相關文章中或多或少有所介紹，在此不一一贅述。需要指出的是，戴仁受到藤枝晃影響的同時，他在寫本物質性研究上的三方面貢獻，實際上與西方實物寫本學的研究子方向「形制」、「紙張」、「插圖」相契合。這似乎暗示了某種非漢學的學術背景。考慮到二十世紀歐洲書志學、寫本學研究的大環境，這種契合或許不是巧合。

三、背景：書志學與寫本學

二十世紀的歐洲是各流派書籍研究衝撞交融的舞臺。書籍的物質性，是它們共同關注的重要命題之一。從十九世紀末起，研究書籍實物特徵（physical features）的分析書志學在英國興起，其影響迅速蔓延歐洲，提示研究者們非文本因素對於研究書籍製作、使用、傳播，對於文本闡釋的重要意義。與之相應，描述書志學（descriptive bibliography）也獲得進展，將書籍描述術語和工作程式往標準化、科學化的方向推進。[19]二十世紀中葉，法國年鑒學派的學者又將書籍史研究的重心從書志學引向社會史和文化史，積極探索書籍的社會、文化使命，並最終在閱讀史的問題上與分析書志學產生交集，目光重回書籍的物質形式。[20]同時，在寫本研究領域，重視寫本外在特徵的實物寫本學也逐漸擴張領土，迅速成為寫本研究最受關注領域之一。[21]可以說，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研究書籍物質形態逐漸成為解決書籍史、閱讀史，乃至文本闡釋相關問題的重要手段。而身處歐洲的法國漢學家，面對案頭中古寫本的實物，很難想像他們會對其物質形態毫無興趣。若將他們對物質性的關注置於歐洲學術的大環境中考察，我們或許能更為立體全面地認識法國漢學背後的多元傳統。

例如上文提及的法藏敦煌藏文、漢文寫本編目，從敦煌學學術史的角度看，它們是敦煌寫本目錄學史、敦煌文獻整理史的一個重要部分；從歐洲編目學（cataloging）的角度看，它們對實物描述的重視，與當時分析書志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編目學和書志學關係緊密，相似之處頗多，發展歷史往往糾纏不清。[22]分析書志學最初進入人們視野時，是通過編目的形式；目錄作為書史研究者的工具之一，又成為了傳播分析書志學的重要載體。[23]《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中的實物描述，最初是為貼合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編目準則添加的。[24]我們目前不確定這一準則多大程度影響了法藏漢文編目，但可以確定的是，其背後是來自西方的一種編目學傳統。

歐洲書志學、寫本學對法國敦煌學研究產生的影響，更具體的案例，可以參考戴仁的兩篇論文。第一篇是他發表於1979年的〈敦煌寫本中的冊子本〉。[25]這篇文章詳盡介紹了敦煌冊子本的各個方面，包括其內容、斷代、紙張特徵、開本尺寸、內部結構、裝幀方式、頁面佈局和插圖。作者通過分析冊子本的尺寸、開本、簾紋、葉數，指出尺寸不同、內部結構相異的冊子本大體是由穩定尺寸的紙張折疊、裁剪而成，並復原了六種製作方式。這篇文章在論及réclame以及冊子本抄寫、折疊、裁剪的先後順序時，[26]利用註腳列舉了西方寫本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供讀者參考。[27]熟悉分析書志學的讀者，也很快能察覺作者在借鑒西方研究冊子本的方法，通過紙張的紋路、水印等物質特徵復原冊頁的結構和製作方式。這一方法早在十九世紀末歐洲的書籍研究中獲得應用，並在二十世紀成為書志分析最基本的方法。[28]分析書志學和寫本學領域用於描述折頁類型的術語，例如“binion”、“ternion”、“quaternion”、“sexternion”等，[29]也為這篇文章提供了現成的可用於描述敦煌冊子本的辭彙。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2002年被譯為英文的〈敦煌的紙：有紀年的漢文寫本的形態初步分析〉。[30]這篇文章原刊於1981年的《通報》，[31]其英文版本在法文原版的基礎上有所修改和更新。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438份有紀年的寫本為研究樣本，記錄其年代，內容，紙張尺寸、厚度、質地、顏色、簾紋密度、織紋之間的距離，抄寫地點等信息，分析了不同文本類型所使用的紙張長時段上的變遷，並指出這種研究方法的適用性與不足。這篇文章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對於測量、記錄紙張物質形態的工作程式的介紹。測量簾紋時，作者採用的數據是二十條簾紋在紙面上所占寬度，[32]並在說明後以腳註的方式提示讀者一篇關於拜占庭帝國紙張來源研究的文章。這篇腳註中的文章在談及東方紙（oriental paper）時，鼓勵研究者對寫本紙張做更為細緻的檢測，例如測量二十條廉紋的寬度，以推進寫本斷代和文書學研究。[33]實際上，在實物寫本研究中，在描述東方紙時，記錄二十條簾紋所占寬度是較為流行的描述方式。一般認為，測量範圍超過二十條簾紋時，由於大腦集中力有限，容易產生計數差錯，尤其是簾紋不清時；而少於二十條簾紋，則會因取樣範圍偏小造成誤差。因為紙張本質上各處的簾紋是不均勻的，粗細有微小差異。若取樣範圍過小，則難以反映全紙狀況。作者選取二十條簾紋為測量單位研究敦煌寫本紙張，而非其它數目（例如十條或三十條）或使用其它測量方式，不是偶然，而是在參考當時西方寫本學領域描述東方紙的方法。

以上兩個實例，是法國漢學界對敦煌寫本物質性研究做出的重要貢獻。同時，它們也反映了歐洲書志學、寫本學對於敦煌寫本研究的影響。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些傳統繼續在書史研究領域維持濃鬱的氛圍。結合原有的深厚漢學傳統，法國學者將對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抬升至新的高度。

四、新進展：2009-2019

2009年以來，法國學界關於寫本物質性的重要出版物有兩種：2014年戴仁、牟和諦（Costantino Moretti）主編的《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和戴仁於2017年出版的《中華帝國的紙：起源、製作與使用》。[34]

《中華帝國的紙：起源、製作與使用》一書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一篇關於中國紙的長文。這篇文章首先介紹紙張的發源與相關爭議，然後系統敘述紙張歷史，分為「後漢」、「三國至六朝」、「隋唐」、「五代至元」、「明清」諸版塊，最後以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人對於中國紙的記述和工業化下的傳統紙作為結尾。第二部分則是紙史文獻的西文翻譯。這部分提供了選錄自三十部文獻的材料及其法文翻譯，文獻的時間跨度從《齊民要術》成書的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晚期。文獻翻譯往往意味著逐詞逐句重讀史料，作者的法文翻譯可為中國紙史研究在史料闡釋層面提供新的參考。

而最引人注目的新進展，是由十三位法國學者共同編寫的《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35]這本著作介紹了中國從公元前五世紀至十二世紀寫本的視覺外觀和實物特徵，以五十一篇文章將過去寫本研究被忽視的一個方面集中呈現在學介面前。全書共分為七部分：（1）經；（2）史；（3）子；（4）集；（5）佛與道；（6）文本、圖像與符號；（7）形制。前四部分依照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部，以題材排列子章節。考慮到中國中古寫本中大多為宗教類文獻，第五部分重點介紹佛教寫本和道教寫本的物質形式。前五部分的邏輯排序使這本書呈現一種百科全書式的外貌，其中的子章節先敘述主題文獻的流傳史，然後詳盡介紹相關寫本的物質形態，並深入討論其生產與使用。這本書最後兩個部分則專論圖文關係和書籍形制。前者涵蓋宗教圖像和圖表、插圖、地圖、標識符號等；後者則是對印本普及之前的中國寫本形制的系統介紹，內容包含絲帛、竹木、紙寫本，以及卷軸、梵夾裝、經折裝、旋風裝、冊子本等寫本形態。

書中涉及的材料，敦煌寫本數量最多，同時亦涵蓋了戰國秦漢的竹木寫本，西北其它地域的紙寫本，以及黑水城發現的印本。寫作者也不全來自敦煌學領域，團隊中有研究早期寫本的學者。這體現了編者對於早期寫本和中古寫本之間延續性的思考以及整合二者的嘗試。這本書還展示了寫本物質形態和相關實踐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它提示我們，瞭解寫本的外在形式不僅可以輔助文本研究，對於研究寫本的生產、流傳、使用、接受亦有重要意義。

同時，這本書也對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比較寫本學做出了一定貢獻。當今不同文化傳統的寫本研究正在呈現主動合作、積極交流，開展比較研究的趨勢。作為一本系統梳理中國寫本實物特徵的著作，這本書為來自其他寫本領域的學者提供了全面、清晰的信息，對於促進更廣闊視角下的寫本比較研究具有一定意義。

五、結論

「書籍的開本、頁面佈局、區分文本的方式、排印的慣例，都傾注了表達的功能，構建著意涵。作者和出版者根據他們的意圖組織這些因素，目的是控制文本的接受和闡釋。這些因素構建著閱讀，是作品闡釋的載體。」[36]正如戴仁在《讀物之作坊：古代與中古中國的寫本形式》前言中所言，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的這段話不僅適用於印刷書，同樣適用於中西方的寫本。[37]本文介紹了法國學界對於敦煌寫本物質性的研究及其新進展，指出西方書籍物質形態研究的深厚傳統是其重要背景。這也在提示我們，法國敦煌學並非孤立發展。除了原有的漢學傳統，歐洲書志學、寫本學也在不斷為其注入活力生機。在寫本物質性研究備受各國學者關注的今天，與西方書志學、寫本學的對話交融，亦有利於中國寫本（特別是敦煌寫本）研究在世界範圍內獲得更多關注，促進跨文化比較寫本研究。

参考文献

[1]耿昇〈八十年代的法國敦煌學論著簡介〉，《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頁78-88；耿昇〈法國近年來的敦煌學研究〉，《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頁113-117；榮新江〈敦煌學百年：海外漢學的奉獻〉，《光明日報》2000年10月20日；余欣〈法國敦煌學的新進展——《遠東亞洲叢刊》「敦煌學新研」專號評介〉，《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1期，頁103-111；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陳海濤、劉惠琴編譯〈歐洲敦煌學研究簡述及其論著目錄〉，《敦煌學輯刊》2001年第2期，頁138-150；陳海濤編譯〈法國的敦煌學研究〉，《法國研究》 2002年第1期，頁45-55；耿昇〈法國學者對敦煌文本的研究與謝和耐教授的貢獻〉，《國際漢學》2005年第2期，頁241-258；鄧文寬〈法國學者對敦煌數術和天文曆法文獻研究的貢獻〉，《敦煌學輯刊》2015年第1期，頁150-157。

[2]「書志學」（bibliography）在西方多指對於印刷書的研究。西方學界習慣將印刷書研究和寫本研究區別為兩個領域，實際上兩者頗多共通之處。為避免概念混淆，本文寫作也將區別「書志學」和「寫本學」。

[3] “codicology”指的是對於寫本實物特徵的研究，這一術語在中文中很難找到完全對應的辭彙，於是參考其在西方的另一個名稱“materialcodicology”（J. P. Gumbert,“Fifty Years of Codicology,” Archiv für Diplomatik, 50, 2004, p. 507），譯為「實物寫本學」，以區別於含義寬泛的「寫本學」（manuscript studies）。

[4]Paul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 1908, pp. 507-510, p. 526.

[5] Paul Pelliot, Les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d’Amérique 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 1953). 概要可參考Jacques Gernet, “PaulPelliot, Sinologue et Bibliographe: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Comptes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52e année, 3, 2008,pp. 1097-1111)。

[6] 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Fonds Pelliot tibétain), vol. I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et d'Orient, Adrien Maisonneuve, 1939); Inventaire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Fonds Pelliot tibétain), vol. II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50);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vol. III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61).

[7]Marie-Roberte Guignard, “Préface,” in Jacques Gernet and Wu Chi-yu, eds., Catalogue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vol. I(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0), p. XX.

[8] “Introduction,” inJacques Gernet and Wu Chi-yu, eds.,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vol. I (Paris: Bibliothèquenationale, 1970), pp. XXIII-XXIV.

[9] “palaeography”與“diplomatic”經常被譯為「文書學」，但實際上是兩個方向的研究。“palaeography”研究的是歷史上的書寫，例如字體、字形、書寫過程、書寫的文化背景等；“diplomatic”的研究對象則是「文件」（document），研究範圍接近近年成立的「中國古文書學」（黃正建〈關於中國古文書學的若干思考〉，《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2期，頁46-50）。兩者區別蘇傑亦有辨明，見〔美〕G. 托馬斯·坦瑟勒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7-8。本文提及文書學時，則指“palaeography”。文書學是否應成為實物寫本學的一部分，或文書學的哪些方面可歸於實物寫本學，學界仍標準不一。蘇遠鳴和戴仁皆有關於文書學的論文，本文將不會重點述及，可參考Jean-Pierre Drège,“Les caractères de l'impératrice Wu Zetian dans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Turfan,” Bulletin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3, 1984, pp. 339-354; Michel Soymié, “Observationssur les caractères interdits en Chine,” Journalasiatique, 278, 1990, pp. 377-407。

[10]本文的「簾紋」（vergeure/laid line），指的是紙張上相互緊貼的紋路，區別於與其垂直、相互之間有較大間隙的「織紋」。

[11] Michel Soymié,“Avant-propos,” in Michel Soymié,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IV(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1), p. VI.

[12] Michel Soymié,“Introduction,” in Michel Soymié,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V(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5), p. XV.

[13] Michel Soymié, “Ladatation des manuscrits chinois,” in Akira Haneda, ed., Documents etarchives provenant de l'Asie centrale (Kyoto:Associationfranco-japonaise des Études orientales, 1990), pp. 251-261.

[14] Michel Soymié,“Introduction,” in Michel Soymié, ed.,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vol. V,p. XV.

[15] Jean-Pierre Drè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in Michel Soymié, ed., Contributions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Geneva: Droz, 1979),pp. 17-28; “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 in Michel Soymié et al, eds., Contributions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vol. III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 pp. 195-204;“Papillons et tourbillons,” in Jean-Pierre Drège, ed., De Dunhuang au Japon:études chinoises et bouddhiques offertes à Michel Soymié (Geneva: Droz,1996), pp. 163-178.

[16] Jean-Pierre Drège,“Étude formell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conservés à Taipei: datation etauthenticité,”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4, 1985,pp. 477-484; “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Turf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74, 1985, pp.485-504; “Random Notes on Dunhuang Forgeries,” in Susan Whitfield, ed., DunhuangManuscript Forge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41-50;“Dunhuang Papers: 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Manuscripts,” in Susan Whitfield, ed.,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115-179.

[17]Jean-Pierre Drège,“L'analyse fibreuse des papiers et la datation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Journalasiatique, 274, 1986, pp. 403-415; “Note sur les couleurs des papiers desmanuscrits de Dunhuang,” Cahiers d'Extrême-Asie, 3, 1987, pp. 147-150.

[18] Jean-Pierre Drège,“Du texte à l'image: les manuscrits illustrés,” in Jean-Pierre Drège et al,eds., Images de Dunhuang: dessins et peintures sur papier des fonds Pelliotet Stein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9), pp. 105-168;“De l'icône à l'anecdote: les frontispices imprimé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sSong (960-1278) ,” Arts asiatiques, 54, 1999, pp. 44-65; “FromManuscript to Print: Notes on the Changes in Chinese Illustrated Books,” inIsobe Akira磯部彰, ed.,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たずみ, 東京: 二玄社, 2004, pp. 203-207.

[19] Robert B. Harmon,Elements of Bibliography: A 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PracticalApplications (Lanham, Maryland: Scarecrow Press, 1998), pp. 83-98.

[20]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頁13-14；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1期，頁251-314。

[21] J. P. Gumbert,“Fifty Years of Codicology,” pp. 505-526.

[22] G. ThomasTanselle,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and Library Cataloguing,” Studies inBibliography, 30, 1977, pp. 1-56.

[23]例如分析書志學發展早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Catalogue of BooksPrinted in the XVth Century Now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I (Alfred William Pollard,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08)。

[24]Marie-Roberte Guignard, “Préface,” in Jacques Gernet and Wu Chi-yu,eds., 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chinois), vol. I, p. XX.

[25] Jean-Pierre Drège,“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pp. 17-28.

[26] “réclame/catchword”, 在寫本書籍的語境下，是指頁面末端用於提示裝訂順序的語詞，一般是下一頁的第一個單詞。有時它會出現在頁面其它位置，採用不同形式。

[27] Jean-PierreDrège,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 p. 20, 註18; pp. 26-27, 註20.

[28] G. Thomas Tanselle, “The BibliographicalDescription of Paper,” Studies inBibliography, 24, 1971, pp. 27-67; Philip Gaskell, A New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72), pp. 78-117; G. Thomas Tanselle, Bibliographical Analysi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8-39.

[29]此為不同類型的「疊」（quire）。「疊」一詞的翻譯參考了高峰楓的譯法（〔英〕C. H. 羅伯茨、T. C. 斯基特著，高峰楓譯《冊子本起源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冊子本（codex）的基本構成單位為「疊」（quire），由一張紙或一疊紙從中對折而成。一張紙對折後形成一個對葉（bifolium），由左右兩葉（folio/leaf）構成。一葉（folio）有正反二頁/面（page），故一個對葉（bifolium）有兩葉（folio）、四頁/面（page）。binion是兩張紙折成的兩個對葉=四葉的疊，ternion是三張紙折成的三個對葉=六葉的疊，quaternion是四張紙折成的四個對葉=八葉的疊，sexternion是六張紙折成的六個對葉=十二葉的疊。

[30] Jean-PierreDrège, “Dunhuang Papers: 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Manuscripts,” pp. 115-179.

[31] Jean-Pierre Drège, “Papiers de Dunhuang: essai d'analyse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 T’oung Pao,67, 1981, pp. 305-360.

[32] Jean-PierreDrège, “Dunhuang Papers: Preliminary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Dated ChineseManuscripts,” p. 121.

[33] Jean Irigoin,“Papiers orientaux et papiers occidentaux,”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apaléographie grecque et byzantine (1974 : Paris, France), ed., Lapaléographie grecque et byzantine (Paris: CNRS, 1977), pp. 45-54.

[34] Jean-Pierre Drège,and Costantino Moretti, eds., La fabrique du lisible: la mise en texte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2014);Jean-Pierre Drège, Lepapier dans la Chineimpériale: origine,fabrication, usag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17). 關於前者，高奕睿（Imre Galambos）和馮婧已有詳盡書評，見East Asian Publishingand Society, 6, 2016, pp. 85-97;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72, 2019, pp. 455–458。

[35]牟和諦、高奕睿就題名的翻譯給予了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需要補充的是，“la mise en texte”是書籍史研究術語，原意是「文本佈局」。然而全書涵蓋的內容遠多於此，翻譯為「文本形式」，或許較為妥帖。

[36] Roger Chartier, “Préface,”in D. F. McKenzie, La bibliographie et la sociologie des textes (Paris:É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 1991), p. 6.

[37] Jean-Pierre Drège,and Costantino Moretti, eds., La fabrique du lisible: la mise en textedes manuscrits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