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鳴安：稀見商承祚手寫本《古器物銘釋》初讀
本文原載：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二輯，商務印書館，2022年，第183-191頁。
作者簡介：宗鳴安，西安市文史館館員。
摘要：商承祚先生1927年手寫油印本的《古器物銘釋》一書傳世極少見，其中內容，先生已發表的著作中也未見收錄。《古器物銘釋》具有的較高的學術價值，其研究方法或資借鑑，也可以瞭解手寫油印本的版本學價值。
關鍵詞：商承祚；古器物銘釋；手寫油印本
二〇二一年仲春，日本東京神田町的書友寄來一冊線裝本舊書。書有半寸厚，四邊剪裁得很規整，線裝縫製地也很專業，“四眼五段”，這是中國古書最標準的裝幀形式了。書的封面上，沒有題字，不知書名。翻過扉頁便見正文，手寫體，豎排版，仿古書形式，書口上部有書名，下部有頁碼。初看以為是墨稿，細觀方知是手寫蠟紙油印本。首行有書名，題為：《古器物銘釋》。下端署作者名為“商承祚”。
商承祚（1902--1991），中國現代著名的甲骨文學者、金石學家。字錫永，號契齋，廣東番禺人。二十歲時於天津拜羅振玉先生為師， 學習甲骨文與鐘鼎文字。在學習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的基礎上， 根據自己的研究體會，以《說文》部首為次序，重新編排了羅氏所藏的甲骨文字，訂正了原來釋文中的個別錯誤，並以“祚案”的形式闡述了自己對甲骨文字的一些發現和研究心得。二十一歲（1923）時即刊行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殷墟文字類編》，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二十三歲時（1925），即被東南大學聘為講師，以後又陸續在中山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金陵大學等處任教，出版多部金石文字研究方面的著作。
我曾多次學習過商承祚先生金石學方面的文章，但未曾有《古器物銘釋》一書的記憶。於是，檢出書架上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商承祚文集》，翻閱目錄，無見關於《古器物銘釋》一書出版的記錄。又在互聯網上檢索，一二家網站上倒是有十數頁此書的圖片， 但無介紹性文字。又查全國各大圖書館與藏家信息，資料顯示，僅國家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均有收藏，且标明是“油印本”。可見，商承祚先生此冊手寫油印本《古器物銘釋》傳世是極為少有的。
商承祚先生手寫油印本《古器物銘釋》一冊共79頁，以書中文字與《商承祚文集》上所附商先生手跡對照，此冊手寫油印本為商先生親手謄寫無疑。此書主要內容分為兩部分。一為西周《毛公图片鼎》銘文的考釋；一為西周《大盂鼎》銘文的考釋。
《毛公图片鼎》，今簡稱《毛公鼎》，西周晚期宣王時所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出土於陝西岐山，先後由陳介祺、端方、葉恭綽、陳詠仁等遞藏，後歸臺北故宮博物院至今。《毛公鼎》腹內鑄有長篇銘文共五百字，其中重文九字，合文九字，是傳世商周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件，記錄了西周時期珍貴的訓詔史料，其文字、文獻價值亦是其他商周青銅器銘文所不能比擬的。
此器歸陳介祺之初，因社會上需求拓本者眾多，有人即複製出一件來，製作拓本，以應市場要求。複製品拓本流傳於世，因其刻寫不精，甚至有不少錯誤筆劃，所以有些學者見到此種拓本後即斥《毛公鼎》為贗品、是偽造。不久，陳介祺公佈了《毛公鼎》的完整考釋文字與原器拓本，《毛公鼎》的價值才被學界所認可。曾見臺北故宮 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拓本，之上有商承祚、唐蘭、容庚、于省吾、孫海波等人的題跋。其中文字學家孫海波的題跋道出了《毛公鼎》的這段掌故，其文曰：“考古鑒器，必須所見者多，比勘參驗，真贗自見。即以此鼎而言，初出土時，人皆以為偽，及至今日，則輿論翕然，了無異說。是非久之自明，其信然乎。公超先生屬題，潢川孫海波。” 孫海波與商承祚交往甚深，1934 年孫海波出版《甲骨文編》，商承祚即為之作序，足見其水準不低。
《大盂鼎》，西周早期康王時所鑄，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出土於陝西眉縣禮村，先歸岐山周氏、宋氏，又歸項城袁小午，後歸金石家潘祖蔭，今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大盂鼎》銘文共二百九十一字， 記載了周康王訓誥盂之事，內容同時也反映了西周社會生活的狀況，及文字、書法發展水準，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
商承祚先生《古器物銘釋》的考釋體例採用逐句遞進法。先釋器名，後釋文字。依次援引數名近代金石學家的有關考釋文字為根據，以證所釋文字的來源與正確性，並在引文後以“祚案”的形式，闡明商先生自己對這些考釋文字的認識、補充和駁正。商承祚先生在《古器物銘釋》中所引用的前人著作主要有：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徐同柏，字籀莊，浙江嘉興人，清代乾隆年間貢生，從其舅父張廷濟學習古文字，長於篆刻。
孫詒讓《古籀拾遺》。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同治六年舉人，近代著名的樸學大師、文字學家。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述》。劉心源，字亞甫，號幼丹，湖北嘉魚人，清光緒二年進士，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字學家、書法家。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吳大澂，字清卿，號恒軒，晚年號愙齋， 江蘇吳縣人，清同治七年進士。清代著名的學者，金石學家、書畫家。
王國維《觀堂集林》。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最重要的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創者之一。
通讀商承祚先生《古器物銘釋》，在《毛公图片鼎》考釋文字之後，有一段商先生的長跋，文後落款為“丁卯大暑商承祚志於白門之契齋。” “白門”，南京的別稱；“契齋”為商承祚先生的堂號，此時的“丁卯”即民國十六年（1927）。據 2004 年 11 月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商承祚文集·我的大半生》一文記載，商承祚先生民國十四年（1925）秋，受聘於南京東南大學，講授甲骨文字，時年二十三歲。民國十五 年（1926）6 月，廣州中山大學國文系以商承祚先生研究甲骨文字的成績，特聘其為中山大學教授，專門講授文字學，但卻因故未能成行。民國十六年（1927），商承祚先生又接到時任中山大學教授顧頡剛先生的邀請函，並談妥了前往任教的基本事宜，便於同年 9 月到達廣州中山大學。此《古器物銘釋》油印本即謄寫完成於初進中山大學之時。從書中首頁裝訂線內側可以看到一行小字：“十月六號”，當是商承 祚先生 1927 年開始謄寫書稿的日子。此書最後一頁裝訂線內側亦有小字一行，為：“十一月十日”，可見此書的謄寫是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由此可以推斷，此書是商承祚先生到中山大學國文系後，除了教授甲骨文字，也在準備以《毛公鼎》《大盂鼎》的銘文為例，開始教授鐘鼎金文了。
前面說過，商承祚先生的手寫油印本《古器物銘釋》傳世極少見，2004 年中山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商承祚文集》中未見有著錄，甚至在商承祚先生談及早年從事學問研究的文章如《殷墟文字序》《評寶蘊樓彝器圖錄》《古代彝器偽字研究》，及重要的回憶文章《我的大半生》中均未見提及《古器物銘釋》一書。因此，關於此書的價值與意義，我認為還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鑒於此，本人在通讀了《古器物銘釋》一書之後，覺得此書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價值點可以供大家探討：
第一，《古器物銘釋》一書的學術意義。
中國傳統的文字學研究，宋朝以前主要的角度在於分析中國文字的結體、音韻、本義。漢代許慎的《說文》，主要是從結體、結構來認識中國文字的；漢代楊雄的《方言》，主要是從各地不同的發音來認識中國文字的；漢代的《爾雅》，則是從文字的本義來認識中國文字的。如此三個方面知識，一直以來，也就是中國文字研究的基礎之學。宋明時期，儒家理學大興，學者們研究文字的主要目的在於訓詁經典，以表明自己學問的正統與無誤。明清以來隨著出土文物的大量湧現，中國文字的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段，即“乾嘉學派”的出現。
清朝乾隆、嘉慶時期由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朱彝尊等一大批學者以文字學研究為基礎，試圖重新認識千百年來歧義紛呈的儒家經典。無論結果如何，“乾嘉學派”的這些學者在提倡使用新材料，運用新觀點方面給後世學者以很大的啟發。清末民初，由於國外學術上新的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的輸入，中國學者的眼界為之大開。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人雖然在學術領域各守著自己的陣地，但他們卻都不可避免地開始以一種新的眼光審視著傳統學術。在這一批學者當中，以王國維最能領悟運用新的知識、新的方法，他在研究中國歷史、文化、文字學的過程之中除了運用傳統的訓詁本義的方法之外，又在闡述文字、歷史事件、文化現象中所包含的人類生活現實與社會狀況。這種含有文化人類學思想的學術研究方法，使得王國維的學術研究站在了一個新的高度。王國維《觀堂集林》的出版，將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帶進了“新史學”觀念的學術氛圍之中。
商承祚先生十九歲時即拜金石學家羅振玉為師，同時又受教於王國維先生，他起初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在運用、考釋古代經典的同時，也更注重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結合，重視古器物文字中的文化學、民俗學方面的內容，以及前人考釋文字中旁及的古器物出土、流傳、銘文文字損泐、贗偽，以及拓本捶拓水準等方面的資訊。比如在《古器物銘釋》第一頁起首，解釋《毛公鼎》器名的文字中援引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上的一段文字：“陳氏所藏古器，其精拓皆有價目可購得，惟此鼎秘不示人。有以五十金購其打本者，亦不能得，同輩以此拓之，至謗為贗鼎。”“以此拓之”即言以此拓本翻刻再拓，所以人以為贗品也不為過。當然，我們從這些文字中看到《毛公鼎》與拓本在當時傳世的狀況，對研究《毛公鼎》的文字是有很重要意義的。只有分辨出真偽來，才能更接近真實。這是研究古代文字的基本要求。
在《古器物銘釋》一書第三十八頁“祚案”條下“‘已曰’，‘已’，發端辭。《盂鼎》：‘已女妹讀昧辰。’《書·梓材》：‘已若茲監’，皆是也。‘及茲’，孫誤釋‘汲知’，謂嗞省。徐、吳皆以下命上字，屬上讀，‘非君王’以為‘尹’，蓋所據之墨本不精而致誤。”由此可見，前人重視墨拓本的精善是有原因的。另外，商承祚先生在這裏還提示了一個釋讀金甲文字的重要方法，即：釋字要重視語言環境，要結合辭句的上下文意義來釋讀，不可僅觀字形來辨字。這也是王國維、羅振玉等前輩學者在古文字研究中最為強調的方法之一。
《古器物銘釋》一書在釋“王曰：父图片，已，曰：及茲卿事寮大史寮於父卿君。”一句，引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中文字：“‘已’，語辭。‘事’讀如‘士’，公卿大夫之通稱……同官為寮。此云‘及茲’，猶《詩·小雅》云：‘及爾同寮’。”雖是以古釋古，但還是重視了以事實釋古文字的方法。這種研究方法與表現形式，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者突破思想禁錮，吸收先進科學研究方法的初步實踐，使歷史考據之學展現出了活的、可與人類生活相關的、脫去了人為包裹外殼的新學術精神。所以，待歷史研究者、文字研究者有機會讀到商承祚先生《古器物銘釋》一書時，或能真切體會到此書的學術價值。
第二，《古器物銘釋》一書可見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
前面說過，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學者在新思想、新文化的衝擊之下，都在探尋新的學術研究方法，商承祚先生當然也不能例外。通過閱讀《古器物銘釋》一書可以看到，商承祚先生在秉承了傳統學術研究方法的同時，也在努力運用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商承祚先生於文字學的研究方法上，首先繼承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類比考證法”。在考證文字意義、詞句格式的過程中，多層次、多角度地運用材料，甚至是意見相左的材料。我們在閱讀《古器物銘釋》一書中經常能見到這樣的例證。如《毛公鼎》銘文中三行“唯天图片集氒命”，此句看似簡單，但徐同柏、孫詒讓、吳大澂所釋各有異同。商承祚先生在此條後以“祚案”總結道：“‘氒’，徐、孫、吳釋‘乃’，唯、維、惟、佳一字。金文慣用佳，經典則用‘維’、用‘惟’。以‘佳’為‘佳鳥’，以‘唯’為‘唯諾’，遂別。‘图片’ 字非‘庸’，王（國維）讀‘舍’亦非是。若讀《虢季子白盤》之‘武於戎工’為‘舍武於戎工’，則不辭矣。且此銘有舍字，後見。”現在一般將此句釋作：“唯天將集厥命”。
在排比類舉前輩學者的考釋文字之後，又有自己的看法提示給讀者，這種避免孤證、層層遞進的考釋方法，既有中國傳統“訓詁之學” 的辯證思想，又有現代邏輯思維的精神。
商承祚先生從年輕時代起即喜收藏，重視面對實物的研究。十九歲時拜金石學家羅振玉為師，即以研究甲骨文字、捶拓商周金文入手學習古代文字，所以，其學問多能言之確鑿，而不囿於書本文獻。商承祚先生在其《古代彝器偽字研究》一文中曾經這樣說道：“必須拿實物來參證，用田野發掘出的文物為依據……要合兩家為一家，什麼叫‘合兩家為一家’？就是經驗不離書本，書本不離經驗。經驗是能定真假的，書本是補助思路與研究方針的。”
商承祚先生從讀甲骨文到研究甲骨文歷時數年，為以後的古文字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並不是說學習中國古文字一定非要從最早的甲骨文開始，商承祚先生在談到書法的學習時曾言：認識古文字應從小篆入手，小篆即秦篆，小篆雖筆法統一，但卻包含了商周戰國各地文字結構的主要特徵，也就是中國文字形成的主要法則。認識了小篆上推至甲金文字就容易了許多。然後，以此為基礎再去研究漢篆、漢隸，問題就更不難解決了。
“秦篆是認識甲金文與漢隸的橋樑。”此說非常重要。秦代的篆書雖然重要，但流傳下來的實物卻是不多，秦《泰山刻石》如今存世的僅有九個字，秦《琅琊臺刻石》如今存世也不過二百來字。秦代銅器銘文、詔版文字尚存了一些古法。如今真正要瞭解、學習小篆的就是漢許慎《說文解字》的五百四十個部首了。自漢代以來，研究古文字而有所成就的皆是從《說文解字》入手，這是有其道理的，因為《說文解字》一書也是瞭解、認識古今文字的基礎和橋樑。
商承祚先生在掌握了小篆文字的結構，認識了甲骨文字的特點之後，再來釋讀商周金文，觸類旁通，思維也就開闊了許多。《古器物銘釋》第十一頁“祚案”條下，釋“辟”字，商先生不僅舉金文為例證，也舉了殷墟甲骨文字為證。以甲骨文字釋證金文，以金文釋證金文，以《說文》小篆釋證金文，這些方法在《古器物銘釋》中比比皆是，足可見商承祚先生的基礎功力與古文字研究的方法脈絡。
在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上，我還想談一點，就是：商承祚先生以及羅振玉、王國維等前輩，在把控材料、運用材料方面具有一種宏觀分析與調配的能力。就是說，他們在面對眾多材料，眾多觀點時，知道怎樣分析出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分析出這些原始材料的價值點，以及這些價值點對自己文章的影響力。然後知道怎樣把這些材料、觀點分配到自己文章的適當環節之中，讓它們起到既有支點，又有亮點的作用。我把這種運用材料的能力稱之為“統禦能力”，我們在閱讀《古器物銘釋》一書時常常就會感受到這一點。比如在引用王國維的《觀堂集林》、吳大澂的《愙齋集古錄》、孫詒讓的《古籀拾遺》、劉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前輩著作時看似隨心應手，實際上是很費了些心思的。在運用這些文獻資料的同時，不忘運用實物資料作為實證，比如在《古器物銘釋》第十二頁、第十八頁、第三十七頁的“祚案”文字裏先後提到了自己見到的甲骨文、新出敦煌寫本等材料，使得自己的議論更加詳實、更加寬博，這就是文字學研究重視實證的有力之處。
第三，手寫油印本《古器物銘釋》的版本價值。
“版本”一詞最初時見於《宋史 · 邢昺傳》：“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書庫書，問昺：經本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版本大備。”“版本”一詞作為評定書籍善劣的學問，作為書籍校讎的一項工作，亦始於宋代。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然版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
當然，把書籍版本專門作為一種學問來研究，稱之為“版本學”， 則是到近代以後了。這時候的“版本學”被歸納到了“文獻學”和“目錄學”之中。誠然，它從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出書籍版本的價值，也是“文獻學”和“目錄學”其中的一個主要內容。但面對浩瀚的中國曆代古籍，面對以“經、史、子、集”分部的萬卷圖書，在中國古籍研究中“版本”一詞的內涵則應更加豐富。中國現代著名學者王欣夫先生在他的《文獻學講義》中這樣說過：“所謂版本，並不限於雕版印刷的書籍，而實際上包括沒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寫本和以後的抄本、稿本在內。”這是從書籍外在的形式而言的。有的學者在談到寫本的研究時稱：“寫本”研究要考慮“怎樣破除版本學給我們帶來的一些思維禁錮和固定認識，包括我們對本子的界定，包括我們的校勘的方法。”實際上傳統的版本學並沒有給“寫本”一固定的概念與範圍，只是宣稱了區別於版印書籍的一個種類。現代的“寫本”或“寫本學”的概念與研究內容則更加廣泛，它不僅包括手寫的形式，而且包括手寫內容的歷史性、文學性，以及手寫本的工藝形式、裝幀形式、紙張的年代質地、書寫工具、書寫材料、書寫形式、書法特點，甚至還包括書寫者的書寫情緒等等。因此，“寫本學”有版本學研究的意義，但卻不是版本學的分支，更不是“敦煌學”的衍生品，它是與版本學等其他學科共生，但一直未被單獨提出的學問。近年來，隨著“寫本研究中心”的建立，“寫本學”必將會在人文學科中展現出它的生命力。
中國傳統的“版本”概念常常是與“善本”一詞結合在一起的，研究、談論書籍的“版本”就是研究、談論書籍的“善”與否。所謂書籍的“善本”，即包括：一、刊刻久遠、傳世稀少的書籍，比如宋版、元版、明版等；二、刻印裝幀精良的版本；三、筆墨精妙的抄本；四、校讎精審、少有錯誤的版本。當然，有名人批註、批校、題跋的書籍現在也被列入了善本之中。
那麼，如商承祚先生手寫油印的《古器物銘釋》一書是否稱得上善本書籍呢？當然算了。中國最早的一部油印本書籍發行於清宣統元年（1909），是清末民初藏書家孫雄所編的《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此書以抄寫精美、內容詳實、印刷量少、傳世稀有而被藏書界所追捧。清末民國時期，有些學者、詩人也曾經刻印過一些油印本的書籍，比如《姚鵷雛詩集》《履軒弊帚》等等。由於這些油印本內容的重要性，所以，收藏界與版本研究者對民國油印本仍是給予了足夠的重視。1990 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簡明古籍整理辭典》、1999 年齊魯書社出版的《中國古籍版刻辭典》等都把“油印本”的詞條收進了詞典之中。
根據中國版本學與寫本學的概念，本人認為，商承祚先生的《古器物銘釋》一書手寫油印本完全可稱之為善本。首先，此書是由商承祚自己親手謄寫的，具有第一手的可靠的史料性，可見商承祚先生為學的軌跡與學術淵源。其次，由於此書是作者親手所寫，所以文中所示手寫體甲骨文、金文的結體正確與否，便可見作者對古文字的掌握與理解的程度。三是此書當時的印刷量極少，目前筆者所能查到的僅有三本公佈於世，此處展示的為第四本，而且此書至今未有正式刊行過，足見其稀有性了。就此三點，再加上此書內容的學術性，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商承祚先生手寫油印本《古器物銘釋》一書是非常值得研究與重視的珍貴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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